論自然界是人類的棲身之所，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平台。自然界向人類提供各種寶貴而豐富的資源和必需的生存環境。沒有自然界，人類就無法生存，也就不存在人類社會。但自然界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災難。雖然從人和自然的關係上說，“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即人是能動的一方，自然界是受動的一方，但是，人類往往無法抗拒強大的自然力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打擊和破壞。人類在創造自然環境，不斷地改變自身生活條件的同時，又不得不麵對自然界的各種挑戰。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對人類的生存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自然災害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人類。它就像潛伏在人類社會肌體上的毒瘤，時時刻刻對人類生命財產的安全、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構成嚴重的威脅。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賴以維係自身生存的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極其有限。當一些突發性的重大災害降臨時，人類無暇無力自救，這時候就不得不接受傷痛和死亡的厄運。地震、火山噴發、海嘯、龍卷風、泥石流、幹旱、高溫、冷凍、洪澇、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一直不斷地危害人類生活和威脅人類生存。自然災害對早期人類造成的後果，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一次地震，一次洪水，一次瘟疫或者一次饑荒，都有可能導致文明中止，國家滅亡。考古學家、曆史學家所發現的某些人類文明的中斷，大都是重大災害所致。古代希臘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瘧疾侵入了古代希臘的家鄉”。
在現代社會，隨著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與此同時，由於人類對大自然不合理的開發和利用，社會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全球環境惡化，迅速發展的科技和經濟反而使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日益增高。一些過去未曾有過或危害較小的災害相繼出現且愈演愈烈：土地沙漠化、大氣汙染、酸雨、臭氧層破壞、水汙染、固體廢物、地麵沉降、生物多樣性變化、赤潮、水土流失等等，這些災害對人類的威脅雖然不像地震、火山噴發、海嘯等自然災害那樣迅猛和直接，但其危害程度卻相當巨大。這些災害具有隱蔽性、潛發性、漸發性的特點，如果人類不采取積極的措施去防禦，一旦積聚到一定能量而被釋放出來，也會像洪水猛獸一樣讓人類無法承受。而且，隨著人類活動方式的日益多樣化，自然界還會不斷向人類提出新的挑戰。進入21世紀以來，就先後出現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禽流感等新的疫病災害。2006年12月26日，台灣南部海域大地震，造成亞洲大麵積的網絡癱瘓，馬來西亞、新加坡受害最重，有人把它稱作一種新的災害——網絡災害。似這種次生的災害以後還會有哪些？我們實在無法預知。
人類社會的曆史，就是人類與自然相互依存的曆史。自然界各種能量的釋放，是自然界按其自身規律運行的動化表現。自然災害和人類社會相伴而生，也會和人類社會結伴而行，人類不可能徹底消弭自然災害。但是，這並不表明人類根本就無法戰勝自然災害。在曆史上，人類對自然災害堅持不懈的抗爭，已經為我們留下了寶貴財富。隨著人類社會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不斷提高，人類對自然界客觀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深，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研究曆史上曾經出現的自然災害，探討各種自然災害的本質、致災因子、成災機製、災害特征、變動規律，以及人類抗擊自然災害所積累的曆史經驗和荒政思想等，對我們今天做好防災抗災工作，甚至戰勝某些自然災害，都有積極的現實意義。鑒往以知來，經世而致用，這也正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責任之所在。
一、清代以前自然災害史追述
《中國災害通史·清代卷》是這套係列書的最後一部，它考察和研究的對象是清代的自然災害。在從事這項工作之前，有必要對清代以前的自然災害狀況做簡要的回顧，以盡量保持這套係列書籍的前後一貫。
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經曆了自然災害帶來的種種苦難。鄧雲特先生根據有文字記載的資料，對曆史上發生的各種災害統一按年次計算，統計出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6年的3700多年間，我國共發生各種自然災害5258次，其中水、旱災害居多，分別為1058次和1074次。而從公元前180年至公元1949年的2130年間，造成死亡人數超過萬人的自然災害就有230次之多。相信這些還不是確切的數字，實際災次和死亡人數比這要高。可見，中華民族5000年的社會發展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不斷同自然災害做鬥爭的曆史。
我國遠古時期的自然災害，無文字史料可查，但傳說非常豐富。根據古籍記載，從遠古時期起人們就被災害所困擾，中國先民也一直同自然災害做著頑強的鬥爭。“大禹治水”是千百年來華夏大地流傳非常廣泛的故事，其影響可謂曆久彌深。大禹為民造福的品德、刻苦耐勞的精神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集中體現。大禹治水的故事，作為中華民族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還在於它透露給我們的重要史學信息，那就是我們的先民們很早就已經開始同自然災害做鬥爭，而且在實踐中總結出了一些防災、抗災的經驗和方法。
先秦時期，有關自然災害的記載，散見於《山海經》、《竹書紀年》、《戰國策》、《左傳》、《國語》、《吳越春秋》、《水經注》以及先秦諸子和經書當中，但資料不甚豐贍。其中《管子·度地篇》把災害劃分為五大類：“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癘一害也，蟲一害也。”這五大類災害包括了水、旱、風、霧、雹、霜、蟲等七個災害類型。實際上，諸如雪災、地震、火災、瘟疫等災害史料在一些書籍中也有零星的記載，說明當時人們已經對這些基本災害類型有了初步認識。
兩漢以降，由於《史記》等紀傳體正史的出現，在體例上更加適合記載某一類史實，災害史料逐漸被集中起來。正史中的《五行誌》基本上將曆代自然災異的資料彙於一目，另外在“紀”、“傳”中也多有記載。把“二十五史”中有關自然災害的資料串聯起來，就是一部簡明的《中國自然災害史》，再加上“正史”之外其他各類書籍的記載，自然災害史的資料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
兩漢時期，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人口激增，人類不當的生產活動增多，生態環境發生較大的改變：森林、灌叢、草原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自然災害種類和發生頻次隨之增多。根據鄧雲特先生統計，兩漢時期（含秦代）發生旱、水、地震、蟲、疾疫、風、雪霜、雹等各種自然災害共計361次，其中旱災81次、水災76次、地震68次、蟲災50次、疾疫13次、風災29次、雪霜災9次、雹災35次；根據陳業新的統計，兩漢時期旱災、水災、地震、蟲災、疾疫、風災、雪災、霜災、雹霜災再加上寒凍災害共計507次，其中旱災107次、水災79次、地震95次、蟲災65次、疾疫42次、風災37次、雪霜災28次（雪災18次，霜災10次）、雹災37次、寒凍災害17次。水旱災害交替發生、蝗蟲災害嚴重、地震頻繁是這一時期自然災害的基本特點。關於兩漢自然災害頻發的原因，我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從宇宙天體及地球的方方麵麵去進行綜合研究，認為從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這一時段，是一個地象、天象、氣象異常期，震災、海漫、冰川、山崩地裂、特大水旱、河患、蝗災、大風飛、大雪嚴寒、瘟疫都有異常出現，從而得出“兩漢自然災害群發期”（兩漢宇宙期）的結論。這一發現對研究兩漢自然災害的成因機製提供了新的思路。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大動蕩、大分裂持續最久的時期，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戰爭連綿不斷，是一個天災人禍並作的年代。這一時期，自然災害發生頻次超過兩漢，“終魏晉之世，黃河長江兩流域間，連歲凶災，幾無一年或斷”。南北朝時期，“所見之災更多”。據鄧雲特先生統計，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各種自然災害共計619次，其中較為嚴重的是水災、旱災、地震、風災、雹災，分別為133次、137次、93次、87次、71次；其餘是疫災、蝗災、霜雪災害及歉饑。盡管現在從各種資料核證，這些統計數字非常粗略，但仍可以大體反映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自然災害狀況。這一時期，危害最為嚴重的仍是水旱災害；相比較而言，旱災的威脅性要小於水災，其主要原因是兩漢以來勞動人民興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增強了抗旱除害的能力。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幹燥，如竺可楨先生認為這一時段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寒冷期，因之這一時期的風災以及霜雹雪等冷害也比較嚴重。而戰爭的頻繁發生，使自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異常複雜，由戰爭導致的饑荒、瘟疫也較其他曆史時期更為突出。
隋唐五代時期，農業生產處於一個大發展階段。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農業生產結構和經濟活動區域發生變化，自然生態環境有了較大改變。水旱災害仍是這一時期主要的農業災害；風災、雹災、雪災、霜災、蝗災等災害也時有發生。據統計，隋唐五代時期，共發生旱災170次，水災163次，蟲災55次，雹災39次，霜凍18次，風災31次，疫災19次，牛疫7次，地震61次，旱災引起的饑荒17次，不明原因的饑荒56次，水災引起的饑荒2次，雪災11次，鼠災5次，山摧4次，兔災1次，其他災害2次。和以前朝代相比，這個時期自然災害總的特征是：災害的群發性與連發性增強，強度增大，頻次增高；災害種類增多，以前史書中罕見的災害如鼠災、兔害開始出現；災害多發地區具有明顯的遷移，唐代中期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江南、淮南地區成為災害的多發地區。
宋元時期，農業生產結構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生變化，手工業、商業相對繁榮；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生產重心大多在江南地帶。經濟結構的變化和重心的轉移對農業自然災害的災情有著直接的影響，比如這時期危害最大的農業災害——水災，江南就占主要部分。據統計，宋元410多年間，共發生水災348次（宋232、元116），旱災305次（宋198、元107），饑荒242次（宋153、元89），蟲災193次（宋108、元85），風災117次（宋76、元41），雹災94次（宋39、元55），地震72次（宋41、元31），疫災59次（宋34、元25），霜災43次（宋15、元28），雪寒災害22次（宋14、元8），鼠災10次（宋7、元3），山崩5次（宋1、元4），其他災害4次（宋1、元3）。就兩宋與元代相比較而言，兩宋統治319年，元代97年，則元代自然災害發生的頻次要遠遠高於兩宋。
明代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朝代。鄧雲特先生曾言：“明代共曆二百七十六年，而災害之煩，則竟達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誠曠古未有之記錄也。”他統計出明代水災、旱災、地震、雹災、風災、蝗災、歉饑、疫災、霜雪等自然災害發生的頻次分別為196次、174次、165次、112次、97次、94次、93次、64次、16次。根據《中國曆代自然災害及曆代盛世農業政策資料》的統計，明代水、旱、饑、蟲、雹、風、地震、疫、霜、雪寒、鼠等各種自然災害的總數為1106次，和鄧先生的統計數字有出入，但懸殊不大。近來，鞠明庫又根據《明實錄》、《明史》、《古今圖書集成·庶征典·曆象彙編》等資料，對明代洪澇、旱災、地震、雹災、蝗災、風沙、疫災、霜雪等八種災害進行統計，認為明代這八種災害的發生次數“不少於5700至5800次”。他們所依據的史料和統計標尺不同，故有不同的統計結果。可以肯定的是明代自然災害發生的頻次是相當高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代自然災害還有一個特點，即一些單次災害波及麵非常廣、危害十分嚴重。比如，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6），關中發生大地震，據《嘉靖實錄》記載，“二千裏人煙幾絕”，“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餘”，“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複不可數計”。這次地震重災區麵積達28萬平方公裏，分布在陝西、山西、河南、甘肅等省區，地震波及大半個中國，有感範圍遠達福建、兩廣等地。其死亡人口之眾、波及範圍之廣，在世界地震史上也是絕無僅有。再如，崇禎十四年（1641）的疫災，波及217縣，華北平原人口總死亡率在50%～90%不等，江南地區為20%～30%，其狀況慘不忍聞。總之，明代自然災害的發生頻次和危害程度都大大超過前朝。
綜上可以看出，中國曆代自然災害從古至今，呈現出災害種類越來越多、災發頻次越來越高、波及地域越來越廣、危害程度越來越大等特點。盡管曆代政府都采取了積極的防災救災措施，但並未能阻止這一趨勢的發展。入清以來，這些特點則更為明顯。清代是自然災害多發期，其受災的頻率、廣度和深度都超過前朝；致災因子也較前朝複雜得多；清代荒政亦集曆代之大成。
二、清代災荒史研究的學術回顧與評介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清代的自然災害。清代災荒史研究作為中國古代災荒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於20世紀20年代，至今已有將近90年的曆史。清代災荒史研究的先行者們，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理論方法上也有諸多創新之處。
首創者難為功，繼起者易為力，我們有信心超越前人。在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和總結一下這個領域的學術成果，以便在前人研究薄弱和不足的環節上有的放矢，進一步拓展災荒史研究的新領域，把這項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些學者已經對清代災荒史研究狀況做過學術綜述，朱滸的《二十世紀清代災荒史研究述評》（《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對清代災荒史研究所走過的學術曆程進行了較為全麵、係統的回顧，對有關清代災荒研究的著作和論文分類詳細彙總，既肯定了過去所取得的成就，也中肯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作者認為，就清代災荒研究的學術成果來看，“現在還遠遠不是論功行賞的時候”，研究者們尚需在很多地方下苦工。閻永增、池子華的《近十年來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綜述》（《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綜述了20世紀後十年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的成果和史學動態，並且提出了關於加強和完善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的一些建議。其他如邵永忠的《二十世紀以來荒政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3期）、卜風賢的《中國農業自然災害史研究綜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2期）、吳滔的《建國以來明清農業自然災害研究綜述》（《中國農史》1992年第4期）、餘新忠的《1980年以來國內明清社會救濟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9期）等都有相當的篇幅涉及清代災荒史領域的研究成果。
既然已有這麼多的學者對清代災荒史研究狀況進行梳理和總結，我們在此不再重複。因此，隻對本世紀以來（2000～2008）的有關清代災荒的學術論文進行彙總和評介；至於資料彙編及論著部分，因為多為通史性質，斷代的清代災荒著作很少，我們則對此予以追述。
（一）災荒資料彙編
資料的搜集、整理，是從事一切曆史研究的基礎，收集整理災害曆史文獻是災害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涉及清代自然災害資料的整理成果主要有災荒資料彙編和具有工具性質的書籍，故放在一起評介。
災害資料的整理濫觴於李秦初1931年編製的《漢朝以來中國災荒年表》（《新建設》1931年4月30日），而以專書的形式出現，最早的成果是陳高傭的《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影印本1986年版），該書將曆代天災人禍之史料，從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起至1911年清宣統三年止，按年代先後進行彙總，開創了將自然災害資料進行彙編的先河。陳高傭先生用統計方法觀察曆代天災人禍之高低頻率，以證明人類生活之兩重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密切關係，不僅為研究中國災害史，而且為研究中國通史、社會史、經濟史、政治史、民族史、水利史、氣候學等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雖然現在看來有許多粗疏之處，但其首發之舉功不可沒。王嘉蔭的《中國地質史料》（科學出版社1963年版），彙集了大量災害史料，還發現15～17世紀存在一個各種災害發生的顯著峰值，即“明清自然災害群發期”（明清宇宙期）。這一發現對現代災害學研究的深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編《中國強地震簡目（公元前780年～公元1976年）》（地圖出版社1976年版），彙集了從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76年中國曆史上震級大於6級的重大地震災害，是較早的關於地震方麵的分類性災害史料彙編。顧功敘主編的《中國地震目錄》（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收錄了從公元前1831年到公元1969年總計3800年內的地震資料。謝毓壽、蔡美彪主編的《中國地震曆史資料彙編》（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所收集的地震史料，起自公元前約23世紀，止於1980年，時間跨度達四千餘年，是關於地震曆史資料彙編的巨著，既有實用價值又有學術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資料編纂組編寫的《中國曆代自然災害及曆代盛世農業政策資料》（農業出版社1988年版），對各代自然災害進行統計，是中國農史專題資料彙編之書，兼收部分荒政資料。宋正海主編的《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國古代自然災異相關性年表總彙》（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對我國曆史上的各種災異史料予以分類編排，其主要特色是運用了大量方誌資料，後者還是第一部中國古代災異鏈研究專集，對探討自然災害的並發、群發性特征多可取鑒；其不足之處是資料的搜集有粗劣之嫌。張波等編寫的《中國農業自然災害史料集》（陝西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則是一部專門的農業災害史料彙編，全書規模宏大，時間跨度從遠古至清末，收錄文字80餘萬，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最值得一提的是李文海等編著的《近代中國災荒紀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該書以編年體形式，分別省區，綜合、係統地記述了從1840年至1919年80年間自然災害的狀況，資料翔實，是研究晚清災荒的重要工具書；同時該書還兼有學術研究的重要功能。孟昭華、彭傳榮合編的《中國災荒辭典》（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作為中國災荒史研究係列之一，可以用作參據性的工具書。另外，由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的《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地圖出版社1981年版），收錄了我國自1470年至1979年曆年旱澇分布圖共510幅，以及全國120個站點510年的旱澇等級序列表，不但是研究明清以及近現代自然災害史的圖表工具書，也可供科學研究、生產建設、經濟規劃等部門參考使用。張蘭生主編的《中國自然災害地圖集》（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圖文並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我國自然災害災情時空變化格局，不僅擁有工具書的實用性，而且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些災荒資料彙編或圖集，都較多地涉及清代部分。
除了上述全國性的災害資料彙編，地方性的災害史料集更是數不勝數，主要有中央各部（局等）、地方各省、市、縣編製的災害史料集和具有典型區域特點的災害史料集，另外由個人完成的地方災害史料專著也不在少數。這一類災害資料彙編到底有多少種，沒人做過詳細的統計。因為以各省編製的災害史料集影響較大，由個人完成的地方災害史料專著也各有所長，茲主要介紹這兩類成果。計其犖犖大者，有：湖南曆史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自然災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印《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1961年初版，1963年增訂二版，廣東科技出版社1999年新版），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福建省曆史上自然災害紀錄》（福建省文史研究館1964年版），中央氣象局、中央氣象研究所編《華北、東北近五百年旱澇史料》（1975年內部發行），趙傳集主編的《山東曆代自然災害誌》（山東省農業科學院情報所1980年版），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海河灤河洪澇災害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81年版），貴州圖書館編寫的《貴州曆代自然災害年表》（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湖南省氣象局氣候資料室編寫發行的《湖南省氣候災害史料（公元前611年～公元1949年）》（1982年版），內蒙古曆代自然災害史料編輯組編寫發行的《內蒙古曆代自然災害史料（公元前244年～公元1949年）》（1982年版），河南省水文總站編寫的《河南省曆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1982年內部發行），河北省旱澇預報課題組編《海河流域曆代自然災害史料》（氣象出版社1985年版），張傑主編的《山西自然災害史年表》（山西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9年印刷），浙江省地方誌辦公室編寫的《浙江災異簡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等編《四川兩千年洪災史料彙編》（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陝西曆史自然災害簡要紀實編委會編《陝西曆史自然災害簡要紀實》（氣象出版社2002年版），火恩傑、劉昌森主編《上海地區自然災害史料彙編（公元751～1949年）》（地震出版社2002年版），天津市檔案館編《天津地區重大自然災害實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這些地方性災害史料彙編，資料大多取自方誌，曆數千人之手而成，清代部分占有較大的比重，是研究清代自然災害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專門彙集清代災害史料的書籍數量有限。李文海等編著的《中國近代災荒紀年》，對各種重大災荒的情況進行了詳細說明，但隻是收錄了1840年以後晚清時期的災荒史料。其餘的清代災荒史料彙編大多是某一種災害特別是洪澇災害史料的彙總，主要有：水利水電科學院等編《清代海河灤河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81年版）、《清代珠江韓江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88年版）、《清代黃河流域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93年版）、《清代淮河流域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95年版）、《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95年版）、《清代遼河鬆花江黑龍江流域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98年版）、《清代浙閩台地區諸流域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98年版）等，這是一套清代江河洪澇檔案史料叢書，是研究清代洪澇災害的珍貴資料。地震方麵的有原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寫的《清代地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版），本書依省區分別編列，涉及的地區範圍包括直隸（今河北省）、奉天（今遼寧省）、安徽、山東、山西、河南等16個省區，時間從雍正十三年（1735）到宣統三年（1911），記錄了各地區在這一時期內發生地震的次數、時間、波及區域、受災程度以及善後措施等；本書收入漢文或滿文奏折160件，史料價值極高。另外，虞和平編選的《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書中大部分史料都與晚清民間賑災事業有關，研究者於此書多有征引，亦可視為清代災荒史資料選輯的一種。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李文海、夏明方主編的《中國荒政全書》（第1輯、第2輯），輯錄中國古代各類荒政著作，所錄文獻多為單行本和叢書本，並以稿本、初刻本或通行本為底本，且對全部收錄文獻進行了點校。目前已經出版的第1輯、第2輯，主要是宋元明清時期有關賑災救荒的多種專門文獻，其中“清人所寫的荒政著作，占了全部資料的百分之九十”。所以，該書是研究清代災荒史的極其珍貴的文獻資料。
前麵介紹不少通代的省市自然災害史料輯，但是以省市為單位的清代災荒資料彙編幾至闕如，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僅有一部，即台灣學者徐泓編寫的《清代台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二）論著
鄧拓先生的《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比較詳細地論述了曆代災況及救災情況，在當時不但是集大成之作，而且也是對中國自然災害進行學術研究的開山之作。盡管該書對災害史料的搜集有諸多遺漏、研究結論未免偏頗，但它初步開創了災荒史研究的範式，之後幾近半個世紀沒人能夠超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災荒史的研究呈現出無比繁榮的局麵，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這一學術領域，一些專書也相繼問世。在這些論著中，既有綜合性的災荒研究，也有單災種的災荒研究；既有全國範圍的災荒研究，也有區域性的災荒研究；同時還有災害學理論及荒政等方麵的專門研究。主要成果有：李善邦著《中國地震》（地震出版社1981年版）、王子平著《地震社會學初探》（地震出版社1989年版）、郭濤著《四川城市水災史》（巴蜀書社1989年版）、馬宗晉等編著《災害與社會》（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馬宗晉等著《中國減災重大問題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袁林著《西北災荒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趙明奇等編著《徐州自然災害史》（氣象出版社1994年版）、王振忠著《近600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向軍著《中國救災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山東省水利廳水旱災害編委會著《山東水旱災害》（黃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山西省水利廳水旱災害編委會編寫的《山西水旱災害》（黃河水利出版社1996版）、甘肅水旱災害編委會編寫的《甘肅水旱災害》（黃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黃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災編委會編寫的《黃河流域水旱災害》（黃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張海侖主編的《中國水旱災害》（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7年版）、高文學主編的《中國自然災害史》（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尹鈞科等著《北京曆史自然災害研究》（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邱國珍編寫的《三千年天災》（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張劍光著《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張建民、宋儉著《災害曆史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孟昭華編著《中國災荒史記》（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高建國編寫的《中國減災史話》（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張波著《農業災害學》（陝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魏光興、孫昭民編著《山東省自然災害史》（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劉仰東、夏明方著《災荒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張永寧等編著《天禍地災——千年百次危及蒼生的災難》（石油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謝永剛著《中國近五百年重大水旱災害》（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版）、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曆史結構》（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孫紹騁著《中國救災製度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於德源編著《北京曆史災荒災害紀年（公元前80年～公元1948年）》（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卜風賢著《農業災荒論》（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版）、張崇旺著《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自然災害與社會經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曹樹基著《田祖有神——明清以來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機製》（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
這些著作因為研究角度不同，各有千秋。李善邦的《中國地震》全麵論述了中國地震並兼及全球的地震資料，為中國地震科學研究奠定了根基。對曆史上某一區域不同災害的時空分布規律進行研究，是災害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環，袁林的《西北災荒史》、王振忠的《近600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尹鈞科的《北京曆史自然災害研究》等專著是相關區域災害史研究的代表作。研究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的關係，探討自然災害對曆史時期的人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是災害史研究的重點。在這方麵，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的《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曆史結構》堪稱典範。本書不僅從宏觀的角度對自然災害與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剖析，而且分別就災害的過程與規律、災害與人口的關係、災害中官僚係統與地域社會的作用、水災與地域社會、災害與社會風俗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和討論。張建民、宋儉的《災害曆史學》、孫紹騁的《中國救災製度研究》就災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國的救災製度等方麵提出了各自的見解，在災害學理論研究上作出了貢獻；《災害曆史學》還榮獲第12屆中國圖書獎（2000年）、湖北省第二屆優秀社科成果獎（2001年）。張波的《農業災害學》全麵係統地論述了農業災害學的框架結構，農業災害的性質特征、成災機理、時空分布以及農業災害的測、報、防、抗、救、援等問題，是我國第一部農業災害學專著。卜風賢的《農業災荒論》，全麵概述了災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古代的災荒理念、曆史災荒發生演變規律、減災與農村社會發展等；涉及現實層麵的多種問題，在農業發展和自然災害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切入點，是一部較新的農業災害學專著。張劍光所著《三千年疫情》是目前唯一的關於中國疫病史的通論性著作，書中以較大篇幅對清朝前期和清朝後期的疫情概況、救療舉措、疫病後果、某些重要的疫情等問題作了論述，並專列“鹹豐蘇、浙、皖戰場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國性特大疫災”兩目，對鹹豐、同治之際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江南發生的大疫進行了討論，對研究清代疫災多有啟發。李向軍的《中國救災史》，對中國古代各時期的救災製度、救災措施等進行了係統的研討，總結了曆史上荒政的發展過程及其經驗教訓，論證了“救荒貴在得人”的道理，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孟昭華的《中國災荒史記》，不僅羅列了各個曆史時期的災害史料，對曆代荒政措施也作了粗線條的勾勒。高文學主編的《中國自然災害史》，係統而具體地反映了我國各個曆史時期的自然災害概況，並對我國自然災害的特點、規律，自然災害對社會的影響及曆史減災經驗教訓進行了綜合研究與總結，比較全麵地彙集了各方麵的曆史災害資料，是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的災害史誌性的著作。張崇旺所著《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自然災害與社會經濟》，以宏富的曆史資料為基礎，以災害為切入點，對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自然災害與社會經濟的關係作了係統而深入的考察，本書內容包括江淮地區的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江淮地區的災情概況、災害與江淮地區的農耕社會、江淮地區的倉儲備荒等，不僅填補了此前學界對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災荒係統研究的一個空白，而且對今天江淮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和防災減災也是大有裨益。曹樹基的《田祖有神——明清以來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機製》是研究明清以來中國災荒史的新成果。作者在堅持曆史學本位的基礎上，將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生態學、農學、醫學的概念與方法，應用於災荒史研究。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策略、跨學科的研究手段以及作者對於中國災害史理論的思考，構成了本書鮮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