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時水電還沒有通，喝水、吃飯、取暖都成問題。管基建的負責人跟我們說，水、電好辦，今天就可以接通，取暖問題也可在11月15日前解決。可是吃飯問題怎麼辦呢？恰好我在四所東麵近代物理所大樓工地上轉悠的時候，遇到了原來北京外國語學校的食堂管理員，一位姓趙的老紅軍。他這時在近代物理所大樓的建築工地做管理員。我在外國語學校時同他很熟，都是黨員嘛。我就說：“我有個困難，你能不能幫個忙？我們想搬來這裏辦公，有二三十個人，現在還沒接水電，能不能在你這裏用點開水，吃個飯什麼的。”他說：“沒問題，沒問題，我們原來200多人，現在都走了，就剩十來個人，別說你們二三十個人，就是五六十個人都沒問題。”這樣，我們就決定馬上搬過來。我們就是科學院入住中關村的第一批居民，人數約有二十個。
楊：請您介紹一下剛來中關村時的情況。
丘：先說搬家。說起搬家，很有意思。我們是1953年10月22號搬來的，我記得特別清楚。為什麼挑這天呢？因為當時白天城裏不讓走大馬車，我們要從幹麵胡同經過市中心到這兒來，從東城搬到海澱，所以我們隻能晚上搬。那時候出城以後就沒有路燈了，我們隻能借著月色走，這天是陰曆的九月十五，而且秋天的月亮特別亮。我們過來的時候有八九輛馬車，把桌子、椅子、櫃子都搬過來，我們一個人押一車。走到黃莊這兒就沒路可走了，那趕車的也是農民，他也不管了，就朝著大的方向走，從田裏硬趟過來了。
記得當時有人自作聰明，他們從西直門出來，不走到頤和園方向的路。他們覺得四所在東邊，為什麼要往西邊走？因此就走高粱橋。但是出來就沒有路，都是農田，他們就亂走。我們早上八九點鍾就到了，到吃飯時候還有兩個車沒來，我們就派人又去找。找到後，負責押車的同誌就埋怨趕車的人，我批評他們不跟著隊伍，亂走。到四所的時候已經是中午12點鍾了。
那時旁邊的近代物理所大樓已經造好了，正在裝修內部，誰都不讓進去，大概是因為要保密。有一天那個姓趙的管理員帶我進去看看，他們正在抹地呢。後來好長時間近代物理所都是保密的，有警衛站崗。而四所是公開的，所以附近人家都知道四所，而不知道近代物理研究所。
楊：四所這塊地方，現在是叫中關村了，當時的地名怎麼叫？
丘：現在中關村這段的四環路，當初是條小路。從路的西口出去就是現在的中關村大街，再往西通海澱。當時路邊的一些樹上和牆上釘有木頭牌子，箭頭往裏指，寫著“中官屯”，表示再往東走就是中官屯了。我這個印象非常深。我的小孩是1957年生的，六幾年上學，領他玩的時候，走到白頤路路東，仍然能看到房子旁邊和一些樹上還釘著畫有箭頭和寫有“中官屯”三個字的木牌。我親眼看到的。這明顯表示這裏是中官屯的西界。還有，在我們入住的四所那裏，小樓西側有個小鋪，在小鋪外麵的南牆上也寫著“中官屯”，用白灰寫的。房子南邊有條東西向的路。很多老同誌也都清楚地記得這個情況。因此，可以肯定地說，講中關村的曆史，一定要說到中官屯。而中官屯的地界肯定是在現在中關村北大街的東邊。把中關村曆史的標誌物建在中關村北大街西側的太平洋大廈門口，是沒有道理的。
楊：請再講一講，“中關村”這個名字是怎麼叫起來的？
丘：這個事情才有意思呢。編輯部剛成立的時候，因為我們年輕人不懂檔案管理，也不懂公文，所裏就從南京調來了一個老文書，叫袁寶誠。他是上海人，滿口的上海話。剛搬到四所這兒的時候，很快就麵臨通訊地址如何寫的問題，因為編輯部對外聯係很多。我就叫袁寶誠印一批信封、信紙，印出來我一看，編輯部的地址寫的是“中關村”。我就批評他：“你沒看見外麵小店的牆上寫的是‘中官屯’，你怎麼給寫成中關村了呢？讓你印信封、信紙，三個字你錯了兩個，怎麼搞的！”他講印信封之前，他問當地老百姓這地方叫什麼，人家告訴他了，他上海人，聽不大懂北京話，就把“中官屯”聽成“中關村”，就這樣印到信封、信紙上去了。我問印了多少，他說印了很多，印多了便宜，印少了也要花一樣的印刷費。他說怎麼辦，我說算了，下次印的時候改過來吧。當時我不敢說重印呀，1952年搞“三反”，有“反浪費”一條，不敢落這罪名。不久各所陸續搬來，也就都跟著叫中關村，與全國各地通訊，都這樣聯係，後來也沒辦法改了。
至於先前為什麼叫中官屯，有一次我到鄉政府去開會，是1954年春天，就是選鄧啟祥當鄉長的那天，我記得非常清楚。到了很多代表，滿屋子都是，都坐在長板凳上，開會之前等人的時候，我就問一個七十多歲老頭，我說四所那邊為什麼叫中官屯呢？我心裏想的是，我們搞錯中官屯，寫成中關村，所以我必須把地名弄清楚。這位老人馬上找了四五個年紀大一點的人，六七十歲了，一八八幾年出生的，十幾二十歲的時候，還是知道一些的。他們的說法大都是清朝那時候皇帝經常住在圓明園，就在圓明園辦公。所以官員們要見皇帝，就要在海澱這一帶等著，誰知道皇上哪天要召見誰。如果住得太遠，就連通知都來不及。所以大一些的官員們就在成府、海澱、西苑一帶造房子，而剩下的阿貓阿狗的一些中小官員就隻有住在這裏等著召見，臨時搭個房子，或者租個房子，十間、二十間的。所以後來老百姓就管這個地方叫“中官兒”。他們對“中官”的解釋是中小官員，而不是有些人解釋的是太監。當然，我對這個說法，沒有考證，隻是聽他們說說而已，不一定可靠。
楊：你們入住四所以後，這四棟樓都住了哪些單位？
丘：這四棟小樓是為社科四所蓋的，蓋好之後，四所中真正完全搬來的也隻有經濟研究所，我們《中華地理誌》編輯部是第一個搬到四所這裏來的機構，然後是經濟所、數學所、動物研究室也陸陸續續搬來了，一個所占一棟，也還是四所。從南往北數，第一棟是我們《中華地理誌》編輯部，然後是動物研究室、數學所和經濟所。數學所在四所辦公的隻有幾個人，絕大部分都在清華那邊。後來經濟所和我們的人越來越多，就開始“侵占”其他兩個所的房子。我記得還曾經給過考古所和語言所幾間房子，他們的牌子就掛在我們的樓門口。因為四個樓是通著的，我們在最南麵，樓前有東西向的路。但是考古、語言兩所就沒來過，牌子掛了沒多長時間也就摘了。社科四所中隻有經濟所是真正在這落了腳的，時間比較長。像狄超白、顧準，包括吳敬璉吳敬璉（1930—），經濟學家。1954年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經濟係。時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實習員。他們都來了。當時這四棟樓，地理所和經濟所占的房子最多。
由於這幾個所人都不多，黨員更是沒幾個人，所以就成立了一個西郊支部，書記是數學所的關肇直。關肇直資格老，入黨比我們早，從法國留學回來，先在院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到數學所。支委有數學所的吳振甲，他是一個轉業軍人，當時是保衛委員，還有經濟所的徐雲、動物室的於啟發和地理所的我。我還兼任團支部書記。雖然各所的事歸各所管，但支部組織生活嚴密，定期開會交流情況，協調關係，在政治思想上起著領導作用。
當時在四所這兒的，現在很多都是名人了，比如現在大名鼎鼎的吳敬璉、周叔蓮，當時都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