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有大掃除，我記不清是周幾了，反正每周有一次大掃除，掃樓前樓後。不管是大科學家，還是小孩子，大家都出來，參加大掃除，孩子們也是借機出來玩，因為平時也難得有那麼多人湊在一起。還有學雷鋒做好事啊，像14樓黃秉維的女兒黃以平，就組織“特樓”的孩子，當然也有別的樓的孩子，到福利樓幫廚，包餃子等等。
三年困難時期，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撿樹葉。好多人撿，有科學院的研究人員，有學生，像我們都撿過樹葉。這是生物物理所的一個發明，要從樹葉中提取葉蛋白。三年困難時期很有影響的。當時肉、蛋、奶奇缺，缺少蛋白的攝入，就從葉子裏提取葉蛋白，俗稱叫“人造肉”，其實一點肉的香味都沒有。當時還有一個科教片，介紹怎麼做“人造肉”。到秋天落葉的時候，許多人都拿著麻袋出來裝葉子，大都是單位組織的。
第二件事是培養小球藻。拿個大燒杯什麼的，用來培養小球藻，小球藻的生長需要二氧化碳，就要人往裏麵吹氣，也就是吹二氧化碳。我隔著窗子，看見過汪德昭拿著小玻璃管往裏“噗噗”地吹氣。我們也幹過這種事，困難時期供應差，想用小球藻補充點營養。
第三件事是經常停電，這三棟樓也跑不了，一停電，這三個“特樓”就變得跟農村一樣，隻有昏昏暗暗的蠟燭光，有的是小煤油燈，每家一排三四個窗戶，頂多有一兩個窗戶有亮。
三年困難時期很多家都養雞，不管是“特樓”還是普通的住宅樓，有條件就養，為了吃雞蛋嘛。我們住一樓，搭了雞窩養雞，汪德昭家也養雞，二樓、三樓就把雞窩搭在陽台上。困難時期還有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就是排隊，在我們樓後邊小合作社排隊，排隊買蘿卜、買白菜，因為不是老有，一旦來貨就要買一堆回來。還有就是15樓東麵有個網球場，經常看見白介夫在那兒打網球。白介夫跟我爸爸媽媽是老戰友了。陸元九也在那裏打。三年困難時期，那個場子也曾經當做賣菜的地方，尤其是賣冬貯大白菜的時候，那裏就成了銷售點。
大概到了1961年，還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家照顧科學家，就給發了特供證。藍色的，像現在的工作證那麼大，紙很糙，憑證可以買肉多少，油多少，黃豆多少，我現在也記不清具體數量了，反正都不多。另外，三年困難時期，福利樓裏麵辦了個“高知”俱樂部，是為研究員以上的科研人員和行政級別在局級以上的幹部服務的。那個俱樂部有餐廳，還有什麼我記得不太清。但是菜的價格是相當高的，我印象當中我爸帶我去吃過一回，也就敢吃一個炒鴨腸，就去了這麼一回。我聽說鄧鋼他們根本就沒去過，因為鄧叔群不讓他去。
另外，福利樓的二樓有一個乒乓球台子，一般科學家是不太打乒乓球的，所以我們就經常偷偷溜進去打乒乓球，享受“高知待遇”。但是有一回跟一位老科學家撞上了，我記得不太清了，好像是李善邦，把我們給轟走了。
三年困難時期，副食供應差，在三個樓的科學家當中也是這樣，但是我沒有聽說誰得浮腫病的，好像還沒到那個程度，因為國家對他們還是有照顧的，有特供，但能供應的也就是這麼一點東西，遠不如現在一個普通市民的生活水準高。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已經上高中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鄧叔群他們家被抄家，抄了很多東西，就在門口燒。因為鄧叔群是鄧拓的哥哥，那時鄧拓被打成“三家村”黑幹將，這就株連到了鄧叔群。可以說，從鄧叔群家被抄之日起，中關村的劫難，“特樓”的劫難就開始了。那個時候我感覺各家表麵上的來往都減少了，都不惹事，被整的不願牽連別人，沒有被整的也不想惹到自己頭上，同時也不願意給被整的再添什麼麻煩。
“文化大革命”中，因為說“特樓”就是特權，一家住那麼多房子，好多普通職工還沒有房子住呢。於是，這三個“特樓”當中，幾乎每家都擠進了好幾家人。像李佩他們家，本來郭永懷是受保護的，也不會有人去闖他們家，但是李佩看到這麼一個狀態，萬一誰要是擠進他們家，對生活、對工作各方麵都不好。她幹脆去請了一家自己的朋友，就是林鴻蓀住進了她家。那時的“特樓”就“淪落”成了“大雜院”。不說別的，廚房擺著好幾個爐子，那個熱氣就夠嗆。還有上班之前大家搶廁所，簡直亂套了。當然各家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我所知道的像陳家鏞家就擠進這麼一家，其中有一個女的，可能也是年輕吧，愛美之心過分了，一進衛生間就半天不出來，在那梳洗打扮，這就苦了大家，都在那等著上廁所，苦不堪言。也有的吵架，或者監視人家。但大多數還是通情達理的，都是科學院的人，大多數還是科研人員，確實房子也很困難，結婚多少年都沒有房子，想解決住房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大多數跟原來的住戶關係也挺好。像楊嘉墀他們家住進來的都還不錯。前一段，是河北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書，關於“兩彈一星”功勳的。那裏麵有楊嘉墀，講到這樣一段，說住進來的人給楊老添了麻煩，對楊先生不好。楊嘉墀看了清樣以後，專門給出版社打電話，說不應該這麼寫，人家對我們還是挺尊重的。
十年動亂的風暴中，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孩子們之間，不管誰家被整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互相來往的，情深誼長。後來插隊、上山下鄉，陳家鏞的大女兒陳明，和我們在一個縣插隊，相距不遠，她就跑到我這裏來玩，住上幾天，因為我們比她大，那時候她初中畢業。回北京過春節，我們一起插隊的又一起到陳明家去玩。她給我們彈鋼琴，那個時候哪有什麼文化娛樂，除了樣板戲、語錄歌，什麼也沒有。回北京以後有那麼一個地方能聊聊天，還有音樂，感覺挺溫馨的。現在陳明在美國，隻要她回來，我們都要聚一聚。那時也到楊西家聚會。有一次，幾個孩子在她家自娛自樂，用小提琴和鋼琴演奏《漁舟唱晚》，給我印象非常深，覺得那才是藝術，是音樂。因為北大和13樓很近，那時北大的大喇叭裏，整天就是“打倒某某某”之類的噪音，傳到我們這裏鬧哄哄的，有這樣的音樂真是難得。
還有我印象很深的，值得一說。大概是1969年，那個時候黃秉維是不是到五七幹校去了。黃秉維的女兒黃以平組織活動能力非常強，她曾經組織下鄉知青在她家開了一個辯論會，這個辯論會分兩派。一派為首的是叫張木生。黃秉維的女兒實際上跟張木生他們是一派觀點，但是她作為一個組織者，不便談自己的觀點。她們家房子大，兩邊的人都不少。另外還有一個人叫李曉峰，雖然不住在“特樓”，但是就在14樓後麵，好像是10號樓，他的父親是地理所的黨委書記。李曉峰讀了不少書，很有思想。他跟張木生是朋友，這是一撥兒。還有一撥兒，為首的是101中的任功偉，他們當中還有一個，就是現在赫赫有名的作家柯雲路，當時他不用這個名。任功偉的爺爺也是一個人物，曾經是列寧的衛士。那個時候在俄國的工農紅軍裏麵有一支中國部隊，很能打，立了不少戰功。他的爺爺是這支中國部隊的指揮員，見過列寧。所以一直到前些年，有中俄、中蘇友好活動，任功偉還被拉去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