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敦煌閑話》，不知作者是誰，也未刊印過，根據內容推斷，寫於19世紀三十年代末。原稿藏甘肅省圖書館，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檔案館有複印件。
書的內容是關於斯坦因、伯希和、立花（日本人）19世紀初去敦煌盜寶的具體敘寫，好多細節描寫十分真實細膩，能讓我們了解一些當時的情況，增強對盜寶者的憎惡，是有可讀性和參考價值的，故而整理複印。
原稿分上下兩冊，裝訂整齊，蠅頭小楷，繁體字行草，甘肅省圖書館的登記是：1980年3月征集收館。我是一個敦煌人，再加愛好書法，尤喜草書，所以書稿引起了我的關注和興趣，便動手解讀。由於所據的是複印件，字跡潦草，模糊難辨，所以識讀十分費力。一行字甚至一兩個字，往往要用半小時以上。又加原稿好多“文句不甚通妥，標點亦失規範”，所以幾易其稿，才得釋定。
為了幫助讀者閱讀，我又作了一些注釋。在此過程中，得到了李正宇先生的傾力指導和幫助。李先生乃敦煌學名家，對一個學無專長又來自僻壤的百姓的要求，能誨人不倦，謙和認真地幫助，令我十分感激！我無意溢美，因為一個普通人，對專家進行褒揚，有何作用？但我要真心真意地告訴讀者：沒有李先生的幫助，此書難以定稿。
從大的方麵講，李先生考訂了《敦煌閑話》的敘談者，“據上所考，餘知此翁必為日本書畫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氏無疑。中村不折生於1866年，至1934年作者寫作《敦煌閑話》時，中村氏為78歲，同年6月6日去世”。《敦煌閑話》的寫作者“必為中國人”，而且“固非等閑之輩”。還認為“《敦煌閑話》中的“立花”，可以肯定就是橘瑞超”。這都為解讀此書，打開了大門和窗戶。
在細節方麵，李先生將我弄不懂的不少地方親自加了注釋。
比如，書中最後寫道：“……此立花第二重痛苦，不久又從本國傳來法主逝去飛報，重重凶據，致不顧身世而痛哭。”先生注曰：“此處當有脫文。實為法主大穀光瑞之夫人裏方籌子去世之噩耗。”
對字句和標點，先生也都仔細校點，一絲不苟。
還有，書中寫斯坦因“於是返元（原字之誤）路，於河南岸，發現一大蘋果園，借其一角作為住處”。此處本可不作注釋，但李先生加注曰：“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廢墟記》卷一中記述說：這房子在一座老園子裏，離城牆環繞的城市約一英裏。”這一注，兩相印證，立刻讓我們清楚了斯坦因當年在敦煌時就住在今楊家橋一帶。因而會使人讀此書饒有興趣。可謂看似閑淡之注，實為點睛之筆。
李先生認為“《閑話》寫到日本探險者立花（橘瑞超）到達敦煌卻戛然而止，顯然未完”。我覺得全書已完，理由是：一，日本人不願向外人詳述他們盜寶的過程；二，這類似作書作畫中的空白，或似影視中的懸念結尾，給人留存想象空間。
《敦煌閑話》原稿分上下兩冊，以裝訂時隨意而分，內容是一脈貫通。而且上下冊之間是一個標題內容，本打算此次整理校注時合為一冊，但考慮到能使讀者目睹作品原貌，故隻將標題位置作了適當的調整[原稿中“敦煌閑話（下）”插在正文文字中間，顯然係抄寫者筆誤]，從正文“六”開始全歸入《閑話》（下）。原稿中文句不甚通妥的地方，亦按上述原則保持原狀，未作改動。隻是對很多不規範的標點符號，一律作了改正。原稿中的“”，皆改為菩薩。對原稿中的錯訛之字，用“（）”加以校注，所加校者按，用“[ ]”注明。另外，考慮到該書本文寫作時之1943年，正值中國抗戰時期，文字文句不甚通妥……而文中時見日語詞彙等等，此次整理時，增添了一些圖片，想能更加便於讀者閱讀。在此，也向李正宇先生、劉進寶先生提供本書所有圖片表示感謝！
限於整理者的水平，文中可能還有錯誤，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薑德治2009年7月薑德治先生從敦煌市檔案館發現行草體手抄《敦煌閑話》小冊子複印本，詢之，知為甘肅省圖書館原藏，分裝為上下兩冊。每冊卷首及卷尾各鈐有篆文“甘肅省圖書館藏書”印一方。德治先生商諸敦煌市檔案館為之點校、刊布。此書字體潦草，且多變體，釋文非易。反複周折，數易其稿。繼往蘭州，就甘肅省圖書館所藏抄本原件對讀、訂正，倩餘審讀，間為之注。德治先生又三易其稿，用力可謂至矣。偶讀《蘭州人物選編》所收《書法家、古文字學家張邦彥》文，雲張邦彥先生於1976年“參加（甘肅）省圖書館的書籍及特藏圖書整理工作，首次破釋草書《敦煌閑話》手抄古本卷書等重要曆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