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已於1988年作古，所作釋文不曾刊布，惜餘無緣得讀，不免遺憾。今德治先生所作釋文既得定稿，將以付梓，乃邀餘為序，冀為讀是書者之一助。謹據所見，略探此書消息於下：
1．《敦煌閑話》（以下簡稱《閑話》）無作者署名，亦無寫作年月。但書中言及“蔣介石被張學良監禁之西安”（見本書5頁），知此文之寫作必在1936年12月之後。而下文進一步透露較此更晚的信息，謂“十年前，我國政府曾委托瑞典大探險家、地理學者海台因氏實地調查，計建全長約萬粁之大鐵道”（見本書6頁）。考所謂“瑞典大探險家、地理學者海台因氏”，實即斯文?赫定（Sven Ahders Hedin，1865-1952）。所謂計劃修建約萬公裏的“大鐵道”，乃指1933年6月中國政府鐵道部計劃興建西安至烏魯木齊的大鐵道，斯文赫定被任命為“鐵道部顧問”，奉命勘查線路。旋因工程浩大及經費拮據，計劃改為興建西通新疆的公路。《閑話》執筆者說這次“實地調查”發生在“十年前”，由此推知此《閑話》的寫作時間更當晚在1943年6月之後。執筆者又謂斯文?赫定負責進行的此次“實地調查”，係“我國政府”所“委托”者，由此知作者必為中國人。從筆跡看，《閑話》書寫流利，行筆嫻熟，頗具書法功力，但文句不甚通妥，標點亦失規範，似非寫作當行；而文中時見日語詞彙，知作者頗習日語。至於本文寫作時之1943年，正值中國抗戰最為艱苦的時期。執筆者能在此時赴日訪問，固非等閑之輩。文中所以終不透露作者身份，或有不便示人之隱衷，有待進一步考證。
2．《閑話》所記，為某長者之談話。而此長者“須白目細”（見本書開頭），“老而重聽”、“年愈古稀”（見本書4頁），“鬻書畫所得，米鹽而外，專收古代佛像、碑碣、古泉、古磚瓦、畫像石、銅器、玉器、古鏡、銅印、古瓶、古硯、古代武器、唐墨、寫經、拓本法帖等數千件，悉有文字記載，為其特色”，又“特於邸之一角，設一小博物館”（俱見本書1頁）。且此翁能讀漢文經典，對中國古代史有相當的知識，熟知《西遊記》及徐鬆之《西域水道記》，頗讀唐宋詩，嚐引王昌齡“青海長雲暗雪山”、王維“西出陽關無故人”、李洞“十萬裏程難多少”及宋僧衢州烏巨道行禪師“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詩句；談話中，又每每譽揚日本，流露出日本特有的自大心理及優越感。略舉數例於下：a．說伯希和所獲敦煌古卷“分藏於（法國）國民圖書館及奇美博物館……可惜無機會將他拿到日本來。”“若（日本）法隆寺、正倉院，試問世界上何處有這樣的寺院呢”；“敦煌果然有敦煌的趣味，然而日本全體，是世界文化之一大寶藏，這是可以自信的。”
（見本書23頁）b．“在我目張開的期內，若能看到大同石窟、敦煌石窟能由日本人之手修理發掘……則我心始得安心閉目。”（見本書24頁）c．“為君述日本探險隊事……請君再飲一杯，為日本探險家舉杯以祝！”（見本書62頁）d．“探險家立花……是（日本）本願寺小和尚，象征著新興日本。”（見本書62頁）e．“跨著印度、中亞、中國廣大地域而不知其數之聖跡，斷不可悉委不信（佛教）之西人手鋤。在最浴恩澤、現最信仰並占有佛學最高位置之日本佛徒，當然應參加（考察發掘）。就地理的、語言的、民族的方麵言，最為適當，最應負此責任，並可深信是報恩行為。（大穀）光瑞因此率先示範，在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是斯氏第一次向和闐探險獲得成績之翌年），派弟子二人赴中央亞細亞探險發掘。第二回即派立花及另一人（引者按：此“另一人”，乃指野村榮三郎）從北京出發，取道蒙古，於烏魯木齊地方（U-rumchi）分道，各向泰利姆盆地（Tarim）之南側探險……當時立花年僅十八歲，作成世界探險史上之少年紀錄。”（見本書63頁）f．“餘大為感激而常常感謝之。若無（大穀）光瑞，則與我人有深切因緣之中央亞細亞，將全被紅毛碧眼輩駝蹄蹂躪。（日本）青年和尚之登場，真新時代日本人之向世界吐氣！”（見本書63頁）以上種種，皆透露此談話“長者”當是日本某老一輩書畫家兼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