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元月，在省城偶遇敦煌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張平同誌。他說，老秦病得很重，現在省城住院。我頓時心涼，說咱們快去醫院探望。第二天，我與張平同誌在醫院見到秦學仁同誌時，他已病入膏肓。對人間及事業的留戀，使他濁淚不止。我對老秦同誌知之不深，我任敦煌市農科所所長時，他在市農業局、農村經濟管理站工作，算是同事。我隻知老秦1957年曾戴過右派分子“帽子”，一生坎坷，受盡磨難。後來，他任敦煌市種子公司經理幾年，把一個負債累累、人事不和的單位領導得有聲有色，成為省、地先進單位，為敦煌農業發展出力不少。他也多次被敦煌市委、敦煌市人民政府評為優秀黨員、先進工作者。回敦煌時，我與老秦同車，在他精神好時，我與他談了他的過去。知道他在新中國早期任敦煌縣農林科副科長，有過剿匪、支前、修惠煌渠的輝煌。談到他兩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兩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時，我覺得老秦一生跌宕起伏，太坎坷了，也太富有戲劇性了。我後悔在《啊，敦煌》那本書裏沒把他寫進去。在老秦彌留之際，我又去看望他。想到他即將離我們而去，我無言安慰，隻得說，你的一生，我將寫一篇文章告訴後人。老秦淚流滿麵地說，你的這篇文章我看不到了。老秦去世後半個月，他的女兒給我送來一包文字材料，說這是他父親臨終囑托讓送給我的。我將那些秦學仁生前斷斷續續寫的家史、自傳、隨筆、詩文閱讀了幾遍，原想整理潤色後能成為老秦的一本書留給後世。但幾次動手後，我終於發現自己沒那個本事。此後，我即根據那些材料寫成了一篇長文《敦煌的受難者》。
其後每每與經曆了1957年那個時代的老同誌談起當年在敦煌政壇叱吒風雲、風風火火的秦學仁時，都感歎不已。人們說，在那個時代，像秦學仁那樣被毀掉的英才何止一人，你去市檔案館看看吧。在市檔案館，當我仔細閱讀了那些記錄著那個時代右派分子生死磨難的檔案後，深深地感覺到曆史又賦予了我一種神聖的責任——把這一頁特殊的曆史告訴後人。我奮筆疾書，寫完一個人又一個人。我唯恐突然倒下而使此事半途而廢，抱恨終天。誰叫我觸動、看見了這些塵封已久的黃卷殘篇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以後幾年裏，我得到李淑萍、何英姿、唐學軍、王誌毅、馬福林、秦團原等同誌的熱心幫助。在浩瀚的檔案麵前，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指點，我至今可能還在茫茫無邊的沙漠裏艱難跋涉。
我原想綜合敦煌的42個青年知識才俊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前前後後，寫一篇文章。後再三考慮，這樣做太難。因此，我決定將每一位右派分子的出身、學曆，1957的所謂“右派言論”，他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後的下場及改正後的情況，夾敘夾議，單獨成篇。有些右派分子已無檔案可查，杳無蹤跡，不知所終。但根據當時的批準文件，我在書中留下了他們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