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曆來號稱難讀，又經過近二千年的輾轉流傳，錯誤之處不少，雖然經過曆代史家的注釋考訂，仍然是二十四史中較為艱澀的一種。因此，選擇善本，標點校勘，更為必要。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二十四史，大有益於讀者，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是一件十分浩繁艱巨的工作，難免還有不夠盡美盡善之處。特別是其中的《漢書》，值得討論的地方仍然很多。本文舉出下麵四例，以奉商榷。
一
《宣帝紀》，校點本252頁，原文：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一）刑者不可息。’”
注（一）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按：注（一）中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標點不對。正確的標法是：“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文穎的注釋意在說明律和令的區別，他指出，所謂律是指蕭何承秦法所作，後代天子之增損則不在律上，故別稱為令。令是律的修訂和補充，所以文穎才說：“令，律經是也。”如淳和師古的注釋意在說明令有甲乙，承文穎的語氣而來，如果把律令合為一詞，全注均不易解。
《刑法誌》：“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刑法誌》稱蕭何所作九章為律，既不稱為令，也不稱為律令，語意是很明白的。《杜周傳》載周語：“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也把律和令分得十分清楚。總之，律和令不為一事，在此處絕不容含混，二字之間不加點斷是錯誤的。
二
《諸侯王表》，校點本405頁，原文：
“河間 孝文二年（二）[三]月乙卯，文王辟彊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校勘記》405頁三欄：四格，朱一新說《文紀》作“三月”，汪本亦作“三月”，此作“二月”誤。
按：原文二月並不錯，《校勘記》據《漢書補注》，誤從朱一新說，改二月乙卯為三月乙卯。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文帝紀》：“（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五行誌》：“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二處記載相同。另外，《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孝文二年欄有十一月乙亥，乙亥在癸卯前二十八日，如癸卯為晦日，本月當有乙亥，二者吻合。總之，十一月晦日確為癸卯，則十二月朔日當為甲辰。十二月如果是小月，正月朔日當為癸酉，如果是大月，正月朔日當為甲戌。正月朔日為癸酉或甲戌二月朔日必定是癸卯或甲辰，乙卯為二月十三日或十二日。查《二十史朔閏表》，文帝二年二月朔日正為癸卯，乙卯是該月的十三日。《二十史朔閏表》載文帝二年三月朔日是壬申，乙卯為壬申後第四十四日，已經進入四月。因此，既然二月有乙卯是肯定的，則三月不可能再有乙卯，把二月乙卯改為三月乙卯，是把對的倒改成錯的了。查本書《顓頊曆表新編》文帝二年二月朔癸卯，三月朔壬申，與《二十史朔閏表》同。
又，《文帝紀》記載文帝二年有“春正月丁亥”，乙卯在丁亥後二十八日，即使丁亥是正月的最後一日，乙卯也隻能在二月，絕不會進入三月，這也證明文帝二年三月並無乙卯。
與辟彊封河間王同日，文帝又封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據《諸候王表》所載，各王所封的日期，都是文帝二年二月乙卯。《校勘記》單獨把河間王的封日改為三月乙卯，其他各王均不改，結果是二月有乙卯，三月又有乙卯，本身即鑄成新的矛盾。查《史記·漢興以來諸候王年表》文帝二年欄所記，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皇子代王武、太原王參、梁王勝（即揖）以及文王辟彊，都是二月乙卯封，與《漢書》所記正同。因此，雖然《文帝紀》有“（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的記載，但應據此改為二月，而絕不應該把《諸侯王表》中的二月改為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