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反叛之路——明清藝術
一、明清藝術的文化背景與發展趨向
明清皆為大王朝，曆時既久，故事且多。為什麼要放在一起說明，因為明清曆時雖久，但發展形態，頗多相似之處。反映在政治上，都是極為專製的社會；反映在文學方麵，又均以小說成就為最大；反映在藝術上，則前後相接，格調多相近。作一單元介紹，或許更容易看清其發展脈絡。
明清時代，實在是中華文明走向衰敗的時代。但要說明，這種衰敗具有特殊的相對性質。所謂相對性質，即對比於世界發展格局而言，或者說，對比於西方文明的發展態勢而言。如果不以世界發展格局作參照物，隻是自己和自己比，那麼，明初的國勢，並不弱於宋代，而清代的康、雍時代，也不弱於唐代，而且康熙時代所創下的中國版圖，正是中華曆史上最大版圖，其於東方世界，頗有些卓然獨立的味道。然而，世界不是孤立的，近代世界不再是鎖國時代。中國在發展，西方也在發展，兩相對照，則明清時代，已暴露出自己“根基”的不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不能與西方強國同日而語，更不消說那些衰敗的年代了。
這裏分析三條發展曲線。
第一條，西方的發展曲線。西方自文藝複興運動或說自1453年進入近代曆史以來，其發展呈階升梯進狀態。幾乎每個世紀都有新的曆史變化。先是文藝複興運動，接著17世紀的英國革命，再以後是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然後是18世紀的產業革命。500年來，幾乎每個世紀都有自己的主題。其間雖有潮起潮落，但從總體上看，西方近現代文明保持了持續發展態勢。
第二條線，中華文明的曆史發展曲線。我在前麵說過，唐以前的中國，正如文藝複興時代之後的西方，處在階升梯進狀態，雖有曆史起伏治亂，但總體發展無疑是向上的。而且不斷以新的文明形態回報以往，超越古人。戰國之前，中國人可曾經過秦漢那樣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魏晉之前，中國人可曾經曆過盛唐那樣的文化盛世。然而自宋以降，便不再有新的曆史宏觀的躍進。雖然有王安石的變法運動，依然不過是虎頭蛇尾，絕不像商鞅變法那樣，取得那等顯赫而持久的曆史性成功。但宋元雖不逮往時，猶然可以和西方文化一論高下。自明代而降，尤其是自明正德年間即公元1506年起，直到清朝滅亡的400年間，不但不再有實力可以和西方一論高下，而且江河日下，西方呈持續性發展狀態，此時的中國社會則呈衰敗加速度狀態。可謂一個世紀不如一個世紀，直至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
第三條，藝術發展曲線。
首先應說明的是，藝術發展曲線，雖然有高潮期與低潮期，但它與社會發展的特征不盡相同。自古以來，有腐敗的政治，沒有腐敗的藝術。世界上有低等作品，低級作品，甚至有害作品。但作為藝術而言，則沒有腐敗現象。政治可以腐敗，社會可以走下坡路，而藝術乃是社會的良心，無論在什麼時候，它的總體走向，都是向善的方向追求，向真的方向追求，向美的方向追求。中國儒學傳統，最耽心靡靡之音，以為是亡國之音。其實，真正的亡國者，隻是統治者的腐朽、昏庸和社會文明的愚昧與落後。即使在最黑暗的社會，其藝術追求都或多或少代表了某種希望與光明。
從此生發，中國藝術發展曆史，就有了三種對比狀態。
其一，唐以前，社會發展與藝術發展的互動對比狀態。這個時期，社會發展處在上升階段，而藝術的發展，也總有一種不屈不撓蓬勃向上的風格。秦漢以建築為特色，博大豪放，正與曆史的風貌相協同。魏晉南北朝時期，雖遇社會動蕩，本質上繼續向新的文明高峰攀登，反映在藝術上，則魏晉書法最有特色，鍾、王之體，以韻律取勝，不但沒有絲毫的柔筋媚骨，而且沒有半點泄怨之氣。盛唐文化達到古代文明的高峰期，唐代藝術全麵發展，無論書法、繪畫，還是建築、工藝，都呈現出宏大寬放雍容富貴的時代氣象。這些時代的藝術，正如生長在肥沃土壤或新開發的處女地中，其勃然生氣，最是難得，最可寶貴。
其二，宋以後，社會發展與藝術發展的鮮明對比狀態。這個時期，社會可說進入停滯或緩慢發展狀態。宋明時代，曆史發展曲線，在整體上已成下滑趨勢。明中葉後，與西方文明對比，其下滑趨勢正表現為加速度狀態。然而，藝術的發展，依然有向上的強烈欲望與要求。於是，兩條發展曲線呈不協調狀。藝術家的創作，不唯與統治者的口味難於一致，藝術家的追求與社會現狀日益呈衝突之勢。這個時代的藝術家常常為社會所不容，而他們對社會的滿腔熱忱，也日益轉化為失望和憤怒。但他們絕不甘心，也不會投降，更不會與這社會同流合汙。於是，明、清藝術的發展之路，就其藝術主流而言，則是一條反叛之路。
其三，明清藝術發展曲線與西方藝術發展曲線相互對比。公道地說，明清藝術並非沒有成就，甚至有大成就。然而，與西方藝術相比，不論是發展趨勢還是與社會的發展和諧度，乃至發展手段，創作觀念，價值係統，以及精神品性和藝術哲學，藝術理想等各個方麵相比，雙方都有很大的差異存在。以明代最傑出的藝術人物和西方同時期的藝術大師相比，其曆史性差異不言而喻。中國明代最有代表性的三位藝術家，應該是湯顯祖、徐渭和董其昌。而西方同期最傑出的人物，應該是莎士比亞、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湯顯祖生於公元1550年，逝世於1616年。莎士比亞生於1546年，去世於1616年。二人同年去世，相差不過4歲。徐渭生於1521年，於1593年去世。達?芬奇生於1452年，比徐渭還要年長69歲，1519年逝世。董其昌生於1555年，於1636年逝世時，米開朗基羅生於1475年，比董其昌年長80歲，但他長壽而健康，到1564年逝世時，還在從事創作，他逝世的時候，徐渭已經43歲，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董其昌則還是一個9歲的學童。
對於這幾位藝術大師的優劣，我們無須硬作比較。但我可以這樣說，以創作天賦而言，他們之間本沒有優劣之分；以他們的個人性格而言，也多有相似之處。湯顯祖頗有些似莎士比亞，徐渭的性格與米開朗基羅比，也有某些相似之處。然而他們的時代不同，曆史機遇不同。西方的幾位大師，仿佛是站在走向山巔的路上，爬山雖然辛苦，卻能步步走向光明。而中國的幾位同樣天賦極高的大師級人物，卻是站在滑下低穀的黑夜之中，單是對夜晚的宣戰與下滑的奮爭，已經消耗了他們極多的體力，況且任憑他們苦苦掙紮，依然很難看見明日的光明。
唯其如此，當現代中國人對明清藝術進行研究的時候，常常陷入悖論。比如對明清繪畫的研究，一方麵，人們認定這是一個“最衰落”的曆史時期，另一方麵，人們又不約而同地對這個時代藝術家的創作及其作品表示極大的肯定。對於這種認知性悖論，現代繪畫評論家林木先生曾寫專著予以明辨。在我看來，對於這個時期的藝術的論定，應該不脫離中國曆史發展的實際，又不脫離世界藝術發展的參照物，更不脫離這個時期的藝術家的實際創作成就。綜合這三點，應該說，這是一個時代辜負了藝術的曆史時期，這是一個藝術家拚死抗爭的曆史時期，又是一個坐在即將滅頂的戰船上的藝術家們發出不屈呐喊的曆史時期。
而這個時期的一切有良心有誌向的藝術家，隻能走向反叛之路，且不管他們是自上“梁山”也好，還是被逼上“梁山”也罷。
二、明代藝術的社會文化背景
明王朝的社會文化態勢有兩大特征：一個特征，是極端的專製與全麵的反叛；另一個特征，是雅文化與世俗文化的分道揚鑣，且又相互呼應。
先說第一個特征。明王朝的專製，可以說是集中國曆史封建專製之大成而又極度發展之。明王朝的專製，不但是政治專製，而且是文化專製。朱元璋立國，便以專製而出名。他殺害功臣之多，手法之慘烈，都是前無古人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沒有一個人比得過他。他不僅殺害功臣，尤其是建立起一套專製體製。這體製的最典型的表現，是文武並用，既要殺人，還要誅心。在文化方麵，明王朝繼續推行科舉製，但它的科舉製與唐宋時代的科舉製已發生本質變化。他不再考策論，不再考詩賦，而把一切內容歸之於八股——隻考八股文。這八股文乃是最為禁錮人的思想，耗盡人的生命的一種文體形式。士人考八股，女人纏小腳，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時代兩件最見不得人的事情。然而，這兩件事，在明代，都達到它的曆史極至。
文的用八股，武的則設立錦衣衛和東廠。錦衣衛和東廠都是特務刑訊機關。它不是法院，也無須依法辦事，它秉承的隻是皇上的旨意，它使用的全是可以與地獄媲美的手段。它可以按著聖上的指示，輕而易舉地置受害人於死地，也可以讓你不死不活，或者死去活來。且被它弄死的人99％都是高級官吏。順便說一句，明王朝官吏之無尊嚴，同樣可以稱之為曆代之最。雖然他們在老百姓麵前依然威風八麵，但在皇帝那裏，卻連狗都不如。動輒就要拖出去廷杖——在午門前麵，讓太監指揮下的一幫錦衣衛士猛打屁股。
一麵是專製，一麵是反抗。專製的極端發展，最終必定導致全麵的反抗。明王朝出現的反抗與反叛，同樣是曆代所未見的。即不但曆史最久，而且規模最大；不但表現在社會下層，而且表現在社會上層；且不但表現得“大”，而且表現得“深”。明代搞文化專製，依據的依然是程朱理學。然而，社會的發展，使程朱理學遇到挑戰，其中最著名的挑戰者乃是王陽明。王陽明從來被認為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而且在多數著述中，陸、王心學也被認為是宋明道學的組成部分。不過程朱理學是宋明道學的主流部分，而陸、王心學是宋明道學的補充部分。
二者其實有別。尤其王陽明的心學，他不以宋代理學為窠臼，也不以陸九淵心學為範本，而是獨辟蹊徑，別有深思。他的心學的最大的特點，不在於道德規範這個層次，而在他的思維方法這個層次。他以心為本，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事”。通過格物致知的方法，以達到致良知的目的。但他並非隻是談心論心，而是主張知行統一。儒學重心，源於孟子，但把心學發展為一種認識和思維方式，陽明先生功莫大焉。王陽明的心學方式，實際上既是一種肯定方式，也是一種懷疑方式。他對“心”的肯定，不是在一般道德規範的層次上，而是在更高的心理層麵上，認為惟有良知，才是萬物之本。他的懷疑，同樣建立在很高的理論層麵上，他的格物致知，不是對一般的善惡是非的明辨，而是要找出這事物的本源，從最根本的層麵上研究問題。
王陽明本人是一位封建時代最具忠心與大膽的楷模式人物，本來與反叛二字是不搭界的。但他的思維方式卻啟發了明代那些最具反叛性情的儒學人物。僅從這種後果來看，說他的學說是明代反叛風潮的初潮現象，似也並不為過。
明代最具反叛性情的傑出人物，當推李贄。而與李贄相近、相似的人物中，至少還有王艮、羅汝芳與何心隱。李贄是一位反叛的鬥士，他敢於與儒學聖賢唱反調，他尤其容不得那些假聖賢之名行腐敗之實的蠅營狗苟之徒。他要批評孔孟，更要批判那些打著孔孟旗號的假仁假義。他的文章不拘形式，不受約束，獨往獨來，直刺肺腑。李贄的文字，被視為異端，但他不以異端為恥，反以異端為榮，幹脆將自己的書命名為“焚書”、“藏書”。他的立論中，最發人深省的內容，是他認為，自私乃人的天性，人人皆有自私之心，雖聖人亦不能盡免。私欲不但合於人之常情，而且無私就是無心，有私才算有心。非但如此，而且“財之於勢，固英雄之所必資，而大聖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無也。”
這樣的議論，這樣的見識，這樣的氣概和這樣的向往，唯李贄式的思想家可以做得。而李贄式的思想人物，唯明王朝這樣的曆史時代方能得出。因為這個時代在封建社會的舊基礎上已經走到了盡頭，而新的社會因素和社會追求依然十分強烈與迫切。
明代的反叛人物，不僅隻是思想家而已。明王朝內部的正直官吏與士人同樣形成不屈不撓，置安危於腦後的反叛者群。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如楊繼盛、黃道周、左光鬥等，而這種反叛的政治群的演化，就是形成了名留千古的東林黨人。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人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雖經腥風血雨，更顯東林本色。
反叛者的社會表現，則是新的平民階層的興起與農民起義。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宋時已有表現，明時更其發達。反映在文學作品上，才有了“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所寫的那些市井人物和思想。西門慶雖然是個惡人，不足以代表平民階層的，但即使這樣的無賴與惡霸，也隻有在城市工商業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時候才可能產生。而蔣興哥那樣的不計貞節，但懂愛情的人物，更是中國傳統儒學理念下所不容所不齒的了。而這些新興的市民文化雖然也是對於明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專製的一種反叛，不過這是一種並不曾高舉義旗的反叛，而是以金錢作後盾，一心隻去挖你的牆角，讓你頭重腳輕，自行倒塌。
舉著義旗的反叛者，則是農民起義軍。而明王朝的農民起義，正所謂如火如荼，轟轟烈烈。雖然朱氏王朝想盡了一些專製的方法與體製，麵對這樣的農民大起義，一樣黔驢技窮，束手無策。一直到死都不服輸的崇禎皇帝也隻能吊死了事，而追隨他的，竟沒有一位文武大臣，隻有一名忠心不改當初的大太監王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