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文化形態的第二個特征是雅文化與俗文化並行發展。明代之前，中國士人多與政府相關，而且，他們中的佼佼者，或遲或早總會有些官職。從他們的觀念上看，不做官乃是大恥辱，士人惟有入仕，才是大榮耀。即使是那些沒有功勳的知識分子，也與高級官宦甚至皇帝本人有這樣那樣的關係。最典型的人物，如李白、杜甫，雖然他們均非科舉出身，但與唐室的關係，都不算淺。
明代則出現新變化。明代的文化人未必做官，不但不一定做官，而且最能代表明代文學成就的，不是與宦方有關係的雅文學，而是生活於社會下層與官方幾無幹係的世俗文學。明代的文學成就之最，乃是長篇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等四部古典長篇小說。而長篇小說的作者，絕不如漢魏名士，或者唐宋名人那樣，有大聲譽、大影響，即使沒有做成大官，起碼也是朝臣中的知名人士。明代小說的作者，才智不可謂不大，本領不可謂不高，但他們多與宦海無緣。他們的名氣，不在於朝廷，而在於社會；他們的作品，不靠身王室，而貼近生活。明代科舉本以八股文立命，而明代小說，最是沒有八股氣。不但沒有八股氣，甚至連通行的官話——文言都不要了。他們寫的是世俗感情，說的是白話語言。雖然在統治者或者傳統儒者眼裏，這不過是些稗言俗語，而他們取得的成就，卻是那些身居宦海，立誌聖賢的人們無論如何不能望其項背的。
能代表明代文學成就的，除去長篇小說，便是民歌。明代民歌水平之高，成就之大，都足以令那個時代感到滿足。但這些民歌偏偏與統治者的主張全然不合拍，這些民歌的主題，每與愛情相關，又與民間疾苦相關。他們歌詠愛情的方法，可說使一切以雅自居的文人愛情詩相形見絀。而他們所表達出的愛憎之情，也絕不遮遮掩掩，而是淋漓盡致，蕩氣回腸。
相比之下，明代文人的作品就有些過於拘謹，過於雅化，過於囿於個人的小天地，過於強調品位，而顯得有些做作，又有些蒼白無力了。但也不是沒有變化，王陽明的思想變革，仿佛是對於八股式思維定勢的一個棒喝。而明代文學前、後七子的文章則是對八股文學的一股反叛，他們反對八股，追求自由，但他們沒有明代小說和民歌那樣的精神與勇氣，於是隻好求救於古文，開啟了明代特有的複古主義式的文學主張。
首倡複古的乃是前、後七子。複古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又有了以他們反對派麵目出現的“唐宋派”。“唐宋派”其實也是複古，不過更強調“直抒胸臆”而已。“唐宋派”猶然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又出現以三袁兄弟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公然反對複古，他們認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自有一種新的精神與風貌。他們在思想方麵頗受李贄的影響，而在文學表現上，更強調“獨抒胸臆，不拘格套”。做人要做真人，做文要做真文，何必講章論法，隻管“本性而行”。“公安派”的文學成就可謂奇葩一支獨秀，直到今天，明代小品文依然是讀書人所深深喜愛的一個品種。
但從曆史的宏觀發展看，春秋戰國時代，百花齊放；秦漢時代，鴻篇巨製；魏晉時代，講究文章風骨，唐宋時代又有八大家風采；到了大明天下，隻剩下小品文的光芒與心性，這不能說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潮起潮落，終於到了總落潮時代的集中體現。
綜上所述，明王朝是一個極端專製的時代，又是一個造成全麵反叛的時代。這種矛盾結構證明了封建王朝已經不能在原有的文化結構下繼續下去了。它不是走向滅亡，就是走向變革。這種變革，不再是舊式的改朝換代的變化，而是改變其性質的革命。而這一切卻被入關的清軍打斷了。
三、明代的藝術成就
明代藝術也算全麵發展，但具有強烈的不平衡性。所謂不平衡，不但是不同藝術門類間的發展不平衡，還包括，同門類中民間藝術與宮廷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還包括藝術家們的創作追求與創作心態的不平衡。
明代繪畫，雖然卓有成就，但表現在對他們的評價方麵，卻是意見相去甚遠。肯定者多在於師承、借鑒，就是默默地學習，而不多作評論；否定者則多作評論，肆意張揚。中國現代思想界最著名的人物魯迅先生對於明代繪畫就不以為然，他說，“我認為宋末以後，除了山水畫，實在沒有什麼繪畫，山水畫的發達已達到了絕頂，後人無以勝之。即使使用了別的手法和工具，雖然可以見得新穎，卻難於更加偉大，因為一方麵也被題材所限製了。”①
明代繪畫其實並非平庸不足道。但它的宮廷畫確實不如文人繪畫，而它的文人畫，就其整體發展而言，也確實沒有了唐宋時代的那種勃勃向上的氣象。代表明人畫成就的，不再是那種紛紛揚揚的大氣象，而是畫家的個人追求。這種畫家的個人追求，越是接近於社會生活越有生命力，越是能展示個性特點，也越有精神價值。所以明代大畫家固多，而最能代表其精神和走向的還是唐寅、仇英、徐渭與陳洪綬。唐寅與仇英都是明代吳浙畫派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們能突破前人樊籬，而成自家風采。尤其唐寅，不但畫風獨特，而且本人生活放蕩不羈。雖然他們的畫卓有成就，但在一般世人心目中，他們最是寫仕女美人的高手。他們生也風流，畫也風流。仿佛海棠春睡，才是他們的情感追求，美人醉臥，才是他們的生活寫照。殊不知，他們雖然善畫仕女，但仕女背後，常常心境淒涼，丹心苦意。陳洪綬亦是一代代表性人物，他多才多藝，正與唐寅相似，一生經曆坎坷，又與徐渭相似。他對後人最有影響的畫作乃是《九歌圖》和《水滸葉子》等，他為水滸人物作像，可說別有一番情趣與初衷。陳老蓮大名，也因此而享大譽於民間。
明代書法影響不如唐宋，並非沒有大書法家，而是時過境遷，機遇不同。但明代書壇上，卻頗有幾位特立獨行的人物，因為他們的出現才給了明代書畫史留下了光輝的一筆。這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就是徐渭。
徐渭完全是另一個路數。他是中國古代史上少有的狂者，也是少有的大藝術家。他的書法、繪畫、詩歌、戲曲均好，自稱書法第一，詩歌第二，文章第三，繪畫第四。實際上，他的繪畫堪稱明第一，而他的書法也有超人的成就，縱然不說獨領明代風騷，或可謂明代書法的第一人。
徐渭一生，經曆磨難多矣。但他絕不屈服，他一生入獄十年，自殺九次。他是寧死也不屈服，寧瘋也不屈服。有人說他是真瘋，真瘋難有這樣大的藝術成就。有人說他是佯狂，佯狂不能表現他無比的悲憤。他悲天憫人，怨氣三千丈。然而，長天寥闊，竟然沒有發泄處。於是他的作品，便有了一種狂飆驟起的風格，有了一種難以言傳的精神風貌。他的繪畫，尤其是他的潑墨大寫意畫，筆酣墨暢，奔放咆哮，形超神越有獨步千古之態。後來的大藝術家鄭板橋和齊白石，都是他的崇拜者。徐渭號青藤山人，鄭板橋則自稱“青藤門下牛馬走”，白石老人亦自稱“走狗”。並且寫詩說：
“青藤雪個遠凡胎，
老缶衰年別有才。
我欲九原為走狗，
三家門下轉輪來。”①
徐渭書法，亦一代之豪俊。袁宏道評論他的書法說，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②他的書法線條狂放，節奏強烈，獨成自家筆意，狂寫“我之麵目”。他的書法多有非理性的表現，其氣勢之磅礴，其情態之跌宕，亙古以來，一人而已。
徐渭的書、畫精神，正好代表了明代藝術的反叛精神。
明代建築亦成就很大，其代表作為北京城、紫禁城、天壇與明十三陵。但紫禁城非明一家之作，還有清代的補建。即使如此，明代皇家建築也成為中國古典建築的集大成者。然而，論其大旨，清人雖有發展，不過是量的增加而已。中國建築藝術至明清時代，已到波峰時期，再想發展，隻有改變舊的建築文化係統，進入新的文明係統了。
明代舞蹈，沒有突出表現。明代音樂則有特別貢獻，這就是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他的這個發現，不但在中國音樂史上地位顯赫，而且在世界音樂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的壯舉。
明代戲曲，堪稱承前啟後的時代藝術。而且這藝術未見衰跡，正在發展時期。明代戲曲，上承元人戲曲，最有發展之功，下開清代戲曲新風，又呈蒼老之勢。明代最重要的戲曲人物，乃是大戲曲家湯顯祖，最突出的代表作乃是湯顯祖的《牡丹亭》。湯顯祖也是一位反叛者，他的思想屬於泰州學派，對李贄的異端之說最具共鳴。他的藝術屬於浪漫一派，不顧儒家禮法，追求個性解放。他的戲曲感人致深，竟使演員傷心而死。明代戲曲與元代戲曲的區別在於，元代戲曲在總體上說，屬於劇本大於表演的時代，或說是文大於藝的時代，而明代戲曲，表演成就日益突出，四大聲腔，已致完備，可以說是文、藝並茂的時代。這無疑為清代的戲曲表演，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明代藝術的另一突出成就，是明代工藝美術的發達。無論其絲織、陶瓷，還是金屬工藝，都超越前人。明代家具同樣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時至今日，不但明版書已經寸紙寸金，真正的明代家具，也成為現代收藏人的寶物了。
明代藝術的反叛精神說明，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乃是變革。
而明代工藝美術的成就說明，明代工商業的發展已經在日益發生巨大的作用。
四、清代藝術的社會文化背景與藝術成就
如果說，明代文化的特點是專製與反叛，那麼，清代文化的本質特征則是衰敗與覺醒。所謂衰敗，是指清代所代表的中國古代封建文明的衰敗。所謂覺醒，是指以辛亥革命為最高表現的中國近代文明的覺醒。清代文明的衰敗，正是明代專製文化的繼續與結果，而清代文化的覺醒，同樣是明代反叛文化的發展與繼續。
說清代文明的本質特征屬於衰敗，是指其曆史流向而言的，否則會有人不服氣。因為清代自康熙執政到乾隆去世，是所謂鼎鼎大名的康乾盛世，無論如何不能把康乾盛世與衰敗二字連在一起。
康乾盛世，確實有它不平凡的一麵，這一點，前麵已經談及。在這個清王朝的極盛時代，無論綜合國力、版圖，還是社會的發展水平，可以說全都超越前人。不僅遠遠超越了秦皇漢武時代，而且大大超越了唐宗宋祖時代。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因此，對這種超越，要有曆史的分析。我的看法是：
第一，康乾盛世，沒有改變舊的社會文化機製，隻是借助改朝換代的機遇，實行了比較開明的社會政策和統治方式，因而，使中國社會得到曆史性的恢複與繁榮。這種繁榮的特點，一是恢複性的，二是過渡性的。說它是恢複性的，因為明末的大亂，使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動蕩階段，民不聊生，才要起義，起義的結果是幾乎摧毀了舊的文明成果與生活安寧。清軍入關，一麵掃平殘餘的明代軍事力量，一麵開始實行恢複政策。清代統治者確實比元代統治者高明，他們不實行“四種人”製，而是實行自覺的漢化過程。同時恢複科舉，給漢民族知識分子以出路，給關內老百姓以基本的生活條件。雖然清貴族地位特殊，但並不全然淩駕於漢人之上。有區別，又有共性，不強調區別，而強調共同的責任與利益。清代的恢複是中國曆史上大的改朝換代恢複的又一次翻版，不過這一次翻版翻得確實更為完善和順暢，以至翻出了繁榮與太平的局麵。然而，中國封建文明的根基已經腐爛，好似千年古樹，雖然一到春季依然發出嫩綠的枝葉，但是它的生命已然老化。嚴格地說，這種春綠的複活，多少有些回光返照的意味。所以它的性質又是過渡性的，康乾盛世，正有類乎此。所以，生在乾隆時代的曹雪芹先生，在那樣表麵繁花似錦的時代，已然深刻地看到而且領悟到這個社會的大廈已經沒有多少生命力了。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忽喇喇大廈將傾”，落一個“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第二，康乾盛世，主要是經濟的繁榮，文化方麵，貢獻無多。清王朝大行文字獄，其政治專製，比之明代，似有所緩和；但文化專製，比之明朝猶有過之。明代的冤獄，多是政治性的，例如朱元璋的濫殺功臣。清代的冤獄，則多是文化性的，例如康、雍、乾時代的數十起文字冤案。這些文字獄，至今說來，尤令人毛骨悚然，激憤不已。
清代濫施文字獄的結果，是康乾盛世沒有文化。雖然這兩位長壽的老皇帝都是最喜歡附庸風雅的，然而，他們的時代，最少哲學名著，最少思想名人。不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這樣的人物不曾出現，連李贄、何心隱一樣的人物也已經沒有了。清代的學術，沒有朝顧、黃、王的方向發展，而是另辟蹊徑，進入樸學時代。其原因，概與清王朝實行的專製文化政策有直接關聯。巨壓之下，不能自由生長，隻好彎彎曲曲，如石下之藤，蜿蜒爬行。而爬行的思想家們，固然可能有更幽微深刻的見解，卻絕對難有挺拔自由的思想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