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崇信神明，最偉大的建築，乃是教堂。中國人世俗大於宗教，皇權高於神權，最偉大的建築則是皇宮。雖然說，“天下名山僧寺多”，然而論其規模尺度，無論如何不能與皇家建築相提並論。
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國傳統藝術的世俗性品質。這種品質，幾乎在任何一個藝術門類中都可看到，而在一些傳統戲曲中，更有特別辛辣特別突出的表現。有一出《孽海記》，明清年間戲，原本是講因果報應的，但它最能感人的地方，卻是《思凡》與《下山》。《思凡》一場，寫年紀二十八的青春小尼姑趙色空麵對青燈，情思綿綿，最是風趣動人。這色空姑娘經一番內心矛盾，終於下定決心，逃離禪房。她唱道：
“夜深沉獨自臥，起來時獨自坐，有誰人孤淒似我?似這等削發緣何?恨隻恨說謊的僧和俗，哪裏有天下園林樹木佛!哪裏有枝枝葉葉光明佛!哪裏有江湖兩岸流沙佛!哪裏有八萬四千彌陀佛!從今去把鍾樓佛殿遠離卻，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一心不願成佛，不念彌陀，般若波羅。但願生下一個小孩兒，卻不道是快活殺了我。”
這等色空，何色何空之有，然而，中國人的世俗精神盡在其中矣。
中國藝術重視世俗，但不是陷入俗務不能自拔。中國藝術重視世俗，乃是重視人生，重視人生姿態，人生情理。何況，俗與俗也有不同。帝王生活也是世俗，百姓生活還是世俗，但按中國人的傳統見解，世俗之上有天命，順其天命，即是人間正道。於是七折八轉，回到“道”的理念上去了。由此觀之，中國藝術的世俗特征，不是就俗而俗，它雖然不以神鬼為然，卻有自己的獨特的天命、天理、天道觀念。
西方藝術絕不這樣。西方人有它自己的宗教傳統，古希臘人，屬多神教者，雖然多神，但以宙斯為最大的神明，而且奧林匹斯山上的神靈，是有譜係的。凡人間所有之事，自有神靈各司其職，如智慧女神維納斯，戰神阿瑞斯，海神波寒冬等。進入基督教時代，對上帝的信仰代替對諸神的信仰，上帝創造一切，人類隻是上帝的奴仆。
中國人有祖先崇拜，因此對曆史的感情最深，曆史的文化積澱最重。西方人信仰神明，神明或有曆史，上帝沒有曆史，上帝萬能，萬能的上帝創造一切，連時間都是上帝給的，上帝怎能為時間所束縛。
古希臘的神話傳說，成為西方多少文學藝術的重要淵源，所以，德國大哲學家謝林說：“神話是一切賴以產生的初始質料，是一切水流所源出的海洋，(借用古人之說)，同樣是一切水流所複歸的海洋”①。
神話影響藝術，上帝創造一切。中國傳統藝術，是圍繞世俗展開的，即使神明，也要為世俗服務。西方的藝術，尤其是中世紀的藝術，是圍繞宗教展開的，它們首先要為上帝服務。所以最偉大的建築乃是教堂。古希臘的傑出建築多與神廟有關，而中世紀的哥特式建築的精華，則幾乎全為教會所有。即使進入文藝複興時代，那些偉大的畫像、雕塑，那些偉大的繪畫作品和雕塑，一大半還是與教堂的建築有關。如《西斯廷聖母像》、《最後的晚餐》、《哀悼基督》以及米開朗基羅為西斯廷穹頂作的九幅壁畫，雖然它們歌頌的是人的精神，但那題材卻是宗教性的。
縱觀西方人的基督文明，固然帶來許多愚昧，但上帝萬能的思想也使他們的藝術品，主要是關於宗教的藝術品，自有一種高遠博大、永無止境的宗教精神。
中國藝術的世俗性品質，決定了中國藝術多向生活靠近。而西方文化的基督精神，則使他們的藝術更關心神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對於人世的一切，顯示出某種不滿足。他們喜歡追根問底，樂於顯示其超凡的力量，不超凡就不能表達對神的敬畏，也不能反映宗教的神聖與上帝的萬能。上帝萬能，上帝無像，上帝雖無像，宗教卻有像。宗教藝術正是一種異化於人類的特殊的充滿神秘與神聖氣氛的超凡脫俗的偶像力量的傳神寫照。
在上帝麵前，人類是渺小的，而自甘渺小的人類，必定為黑暗的時代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心理條件和信仰條件。但曆史終要進步，當文藝複興運動開始在歐洲大陸風起雲湧的時候，神性開始退卻，人性開始覺醒。從此開始了西方藝術的另一個曆史時代。
近現代西方藝術崇尚人性，中國藝術重視親情。西方藝術崇尚人性，以“人人生而平等”作為自己的立論依據；中國藝術重視親情，基礎原因是重視家庭。
西方藝術崇尚人性，並非自古而然，至少中世紀時代，就沒有人的地位，隻有神的地位，不信神就是罪惡，懷疑神就是異端，異端就該送宗教裁判所。而宗教裁判所差不多就是地獄的別名。崇尚人性，於文藝複興時代開始成為時代的旗幟。神性漸次退居次要地位，人性漸次得到社會的承認。這對彼時的西方人而言，真如開天辟地一般。中國有5000年文明，世界曆史還要更長，但在文藝複興運動以前，可曾有過對人性的崇拜，可曾有過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嗎?奴隸時代，奴隸不是人，也就沒有人性，而剝奪奴隸人性的人，自己也因此喪失了人性。封建時代，例如中國的封建時代，最重等級，最講等級，雖然古代中國乃禮義之邦，仁、義、禮、智、信，為人生五倫。但平等二字，從未與聞。儒講三綱五常，人分三六九等。你宰相再大，和皇帝豈能平等?想平等即等於謀反，既謀反就該當何罪？大臣與皇帝不能平等，兒子與父親不能平等，妻子與丈夫不能平等。同是官僚，小官與大官不能平等；同時奴才，小奴才與大奴才也不能平等；大觀園中的丫環，小丫環即要受大丫環的奴役和淩辱；同是為梁山英雄，李逵就該為宋江殉死。平等二字，何等有過!縱有平等之言，絕無平等之實。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但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人性成為旗幟，人文主義就是文藝複興的主題，而且從此開始，一個又一個的社會變革接踵而來。文藝複興運動、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英國產業革命，以及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等等。對人性的理解，也是步步加深。從人文主義到啟蒙主義，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文藝複興時代主要是對人主題的表現。當時的藝壇大師們，對人性的弘揚，首先是表現在他們的創作上，而不是理論上。他們所畫所塑的宗教人物，更接近人生，更遠離上帝。以至那些光彩照人的神像，很容易被看成與我們人類一樣的“人”，隻不過他們更完美、更高尚，更和善，更超凡脫俗罷了。啟蒙主義時代，人的主題成為理論主張。人們不但要用藝術表現人性，還要用理論闡述人性，批判神性。尤其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對於宗教批判，更是尖刻潑辣，喜、笑、怒、罵，勢如風雨交加，絕無半點姑息。啟蒙主義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前奏，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性終於寫入《人權宣言》。啟蒙主義是人性的鼓吹者，浪漫主義則是人性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以文藝為武器，昭示人性的偉大，更是五彩斑斕，不遺餘力。現代主義又從“人”的一般性的肯定與歌頌，進入到對具體“人”的闡揚和表現。尼采所謂“上帝死了”，便出於此時。上帝死了，人類萬古，人類縱然沒有上帝，一樣活得有聲有色。人文主義時代是藝術地表現“人”，啟蒙主義時代是理性地闡釋“人”，浪漫主義時代是激昂地推崇“人”，現代主義時代是從肯定抽象的“人”到強調具體的“人”。人權人性，從此成為曆史文明的必備內容，自由成為人生的權力，平等成為社會生活的準則，愛情成為決定男女關係的基礎。雖然直到今天，這些目標並未在世界範圍內真正達到，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還有很長的曆史道路要走，但最困難的曆史時刻已經過去，光明的大道就在前頭。
西方藝術推崇人性，出現許多精品巨著，這些作品不但是西方文明的驕傲，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西方藝術推崇人性，是對於中世紀傳統藝術的一次偉大的革命，它以創造者的姿態登上舞台，又以大批判者的精神不斷對曆史也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回顧和清算。
中國藝術直到辛亥革命之前，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因為社會文化本身就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相對於西方藝術崇尚人性的特色而言，中國藝術更重視家庭，重視親情，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一切藝術形式幾乎都是圍繞家庭與親情而發生的。中國建築的精華，一是皇家建築，一是民居。民居即是家庭居住場所，皇家建築，本質上也就是皇帝的私宅。上述兩類建築之外，惟有宗教建築和少數公共建築可以與之媲美。但其精華，不在公共方麵，而在家庭方麵。工藝美術，商、周時代，禮器當先，此後多有變化，但基本方向，是向民用發展。中國工藝美術品中，家用工藝占其絕大部分，而且其中的精華，不論屬於皇家，還是屬於官府，轉來轉去，都會打上家庭的烙印。中國古來少有博物館這樣的建築，要有，也隻有幾座藏書樓，而藏書樓本質上不是屬於皇帝，就是屬於富商大戶。中國繪畫、書法，最重視情感的抒發。像西方那樣，在公共場所作畫的不多。魏晉時代，還算有些，宋代以後，為寺院作像作畫，大多成為畫匠工匠的事。文人畫家，並不喜歡在公共場所舞弄丹青。文字雖是傳播信息的工具，但書法作品首先是藝術品，大藝術家的絕品佳作，常常出於友人來往信函。如王羲之、獻之父子的許多佳作，便是日常生活信箋。即使是音樂、戲曲這樣原本屬於公共藝術的藝術門類，在中國，也都染上家庭色彩。音樂的功能，在所謂“紅”“白”喜事上的使用率最高，而專門的娛樂表現反而較弱。至於洞簫一類的樂器，更適合於個人獨奏，借以抒情遣興。戲劇講究“堂會”，“堂會”的出現與皇家的欣賞習慣有關。堂會即將戲曲請入家門，給某家某人某事作表演，而且越是堂會表演，還越要遍邀名角。在那樣的時代，可以這樣衡量一個演員的票房價值：他的堂會越多，則他的號召力越大。這就等於是說，倘若他的藝術不能進入私宅，那麼，公共文藝場所也就沒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