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藝術的不同文化傳統與品性
西方文化有三大傳統，即古希臘傳統、基督教傳統和文藝複興以來的人文傳統。三大傳統共同構築了近現代西方文明，也為西方藝術的曆史發展，提供了豐富而雄厚的曆史文化基礎。
三個傳統不是同時出現的，而且前後之間，不是處於自然共存狀態。所謂不是處於自然共存狀態，不是說後者必定徹底否定前者，而是說，三個傳統，就其整個結構形態而言，在前後續接上，不能自然相容。基督文化既不能容納和接受古希臘文化，近代人文文化也不能原封不動地接受中世紀基督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文化傳統和藝術傳統，屬於批判性、否定性文化類型。它的曆史成功，建築在對於前代文化的否定基礎上。這種否定，表現在經濟形態上，古希臘屬於商業形態，中世紀屬於農業形態，文藝複興起又重新進入商品經濟形態。從文化導向上看，古希臘屬於奴隸製下的人文時期，中世紀屬於宗教時期，文藝複興以來重新進入以人文為中心的新人文時期。所以，西方文化固然屬於否定性文化類型，卻又遵循螺旋式否定律，即否定之否定，它的曆史演化呈螺旋上升狀態。唯其如此，歐洲近代的社會化運動，才稱為文藝複興運動。複興，回歸昔日之繁榮之謂也。但是，西方社會當然不可能回到奴隸製社會去的。於是，否定之否定，進入新的曆史文明形態。西方文明和西方藝術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它如影隨形，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升騰和飛舞。從而，否定過去，迎接未來。
中國的情形則全然不同。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也有三大傳統，第一個傳統是先秦諸子傳統；第二個傳統是自漢武帝、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儒學傳統；第三個傳統，是起於魏晉成於隋唐的儒、道、佛共興以儒為本的傳統。
雖是三個傳統，卻是一脈相承。這些傳統之間也有大差異，也有矛盾和衝撞，有時是劇烈的矛盾和衝撞。沒有矛盾和衝撞，秦始皇為什麼“焚書坑儒”，漢武帝為什麼“獨尊儒術”，柴世宗等人為什麼三次滅佛。可見，不但有矛盾，有衝突，而且矛盾和衝突還很激烈呢!
但是矛盾和衝突的結果，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接納。中國儒學，初興於春秋末年，直到漢武時代，都沒有獨尊的地位。不但沒有獨尊的地位，在先秦諸子中，甚至不能算是時代顯學。它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不受那個時代的青睞。所以，孔夫子東奔西走，他的學說不被列國接受。魯迅先生說他如此奔波，難免會得胃病的。儒學傳統，作為思想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已是顯學，作為社會文化，則自漢武帝時發生變化，由民學一舉而成為官學。這其間有漢武帝的功勞，更有董仲舒的功勞。嚴格地說，董仲舒的儒學，已經與孔孟之學有很大區別，他打著孔孟的旗幟，對孔孟學說作了不少修正。但也因為有了這些修正，儒學在中國才有了空前的社會地位與影響。
到了魏晉時代，傳統儒學已不敷其用，於是玄學出來，造成某種革命態勢。但玄學不能持久，因為它根基不深，他站在儒道之間，雖然有大見解，不免顧此失彼，有非驢非馬之嫌。玄學不如道教，道教是道家學說的宗教化。道教宗教有社會需要作前提，而這種前提，不但給了道教以方便，尤其給了佛教以方便。於是佛學東來，並從此大行其道。到了盛唐終於出現“三教”共榮的文化繁榮局麵。
但是，請注意，無論是先秦諸子傳統也好，還是“三教”共榮的盛唐文化傳統也好，儒教影響，自在其間矣。所以中國的文化傳統，既有因時而變的曆史特征，又有一而貫之的儒學獨尊獨秀的文化特征。這一點，是與西方文化傳統有大差異的。
有鑒於此，如果說，西方文化發展遵循的是螺旋式否定律，那麼，中國文化的發展，則遵循的是積澱式涵納律。它更注意曆史的延續性，瞻前還要顧後，最讚賞古今一脈，最喜歡左右逢源。後人不一定非得否定前人，最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進些自己的內容，從而使後代子孫更能代表也更有資格代表自己無比榮耀的祖先。
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這個發展道路，說到底還是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曆史發展狀態相適應。西方文明，不革除舊文明，就不能實現新文明，它所走的道路，是階升梯進，步入高原，便放棄平原，登上山峰，便放棄平地。中國則不是。從思想文化的曆史發展形態上，先秦時代屬於開放時期，百家爭鳴，無所忌諱，指天劃地，悉聽尊便，說不說在你，用不用在人。儒學時代，屬於整合時期，整合不自儒學時代始，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是整合，但它未能盡合時宜，結果“坑灰未冷山東亂”。儒學的整合，既是曆史的進步，又有僵化之嫌。其結果，是儒學愈尊僵化愈甚，終於天下大亂。有能力者，不再以儒術為先，竹林七賢，公然蔑視禮法。曹孟德竟自宣布“唯才是舉”。隋唐時代，又進入開放時期，雖不講百家爭鳴，卻實行百花齊放。到了程朱理學，重新進入整合時代。程朱理學影響極大，但不是單靠他們的努力成功的。程朱之前，早就有人在為此而奮鬥，上溯唐朝，可以一直追溯到陳子昂、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和李商隱，這些大詩人大文豪個個皆是儒道重興的鼓吹者、實踐者和促進者。
從社會文化角度看，中國曆史發展的積澱式涵納特征尤其明顯。西方社會，自古希臘至中世紀成一大變，自中世紀至文藝複興運動又成一大變，不是形式之變，而是性質之變。中國古代社會則不然，自春秋戰國算起，社會形態的變化，主要是分裂、分治與統一、一統的嬗變。戰國屬於分治，秦漢屬於一統；魏晉南北朝屬於分治，隋唐屬於一統；五代十國屬於分治，北宋屬於一統；南宋與金屬於分治，元代屬於一統；元末進入分裂，明王朝屬於一統；明末進入分裂，清王朝屬於一統。分而又治，治而又分。羅貫中所論，“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黑格爾所謂“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①
中國豈能沒有曆史，不過曆史的演變過於遲緩，其優點，是創造了封建時代的偉大文明，其缺點，是超越曆史文明顯得千難萬難。
中國文化如此，中國藝術何嚐不是如此。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藝術傳統，造成了各自的文化、藝術品性。
中國藝術的文化品格，突出地表現在它的世俗性、家庭親情性和個人道德修養性三個方麵。西方藝術的文化品格，則突出地表現在神性、人性和理性三個方麵。但要說明，第一，雙方的這種差異，是就其曆史發展的主要傾向而言的，不是絕對的。要知道，中國也有虔誠無比的宗教信徒，如慧能大師、玄奘大師、鑒真大師這樣的高僧；西方也有無神論者。西方人進教堂的，未必人人虔誠，中國人縱不進寺院，未必心中沒有神鬼觀念。第二，這些特性既然是在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來的，就應該曆史地看待他們。比如西方藝術中的神性與人性，二者既有相通之處，也有相對立的地方。大抵說來，文藝複興以前的西方藝術，神性是其主要特性，文藝複興之後的藝術，表現人性則是它的主要特色。所謂神性、人性雲雲，有其特定的曆史階段。自然，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即使在當今西方社會，宗教傳統依然具有很大的社會、文化影響。
首先，對比分析中國藝術的世俗性與西方藝術的神性特征。中國人並非不信神明，但中國人的信法與西方人不一樣。中國人即使信神信佛，其世俗性特征依然鮮明。西方人進教堂，至少要有虔誠的態度，真的信徒，還要認真去作懺悔。中國人進寺院道觀，進行懺悔的，即使有些，比例也不高。他們與神佛的相互關係，相對於西方人而言，似乎更近於一種朋友或師生式的關係，甚至有些與神佛做生意的味道。中國有句俗話，叫作無事不登三寶殿，拜佛燒香，必有所為。或者為著娶妻，或者為著生子，或者為著祈求健康，或者為著美好前程。燒香還要行善，許願還要還願。許願須有物質報酬，不能僅叩頭跪拜而已。而且，應驗了才還願，不應驗，就說明神佛不靈。既不靈，還願一事，便煙消雲散。這路作風如果站在西方人信奉上帝的觀念上看，就是不虔誠。因為虔誠是無條件的，而許願是有條件的，不但有條件，看那非等應驗才還願的作法，顯然是對神佛的能力有些留待考驗的意思。中國人的這種宗教信仰態度，使信仰者與被信仰者常常處在若即若離的狀態。
這態度對神佛，似乎不敬。然而，我們的同胞們並不就此打住，而且還要按世俗的麵目，改造神佛。比如彌勒佛，一副笑嘻嘻的模樣，這樣的佛在印度是沒有的，但在中國，非讓他笑不可，神佛一笑，更近人生。不但如此，還有五子登科的名堂。笑佛喜坐，便有幾個小孩子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有的給他掏耳朵，有的給他抓肚皮，佛爺憨態可掬，孩子們喜形於色，雖非親情，卻似親情。又比如觀士音大士，在印度，她本是男身，來到中國，漸成女像，而且還要留長發，還要帶纓絡，還要眉如彎月，麵如滿月，大慈大悲，普救眾生。大慈大悲，本是佛的教誨，一副美婦人模樣，則是中國人的內心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