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度德裏的農民離開農莊已經很久了，“農莊”這個名字卻保留了下來，現在指的是上層社會在城市邊緣地帶進行周末消遣的地方。泥濘的道路曲折地穿過破舊的村莊，然後突然進入大片的豪宅。這些豪宅擁有錯落有致的花園和水景，有一次我甚至見到一座豪宅的花園裏有一條小型鐵路從中經過。這裏是這座城市的派對中心，在這裏活動的組織者們將會為你再現奧斯卡之夜、百老彙、拉斯韋加斯，甚至為思鄉的人們呈現一座旁遮普村莊，還有著少數民族服飾的服務員侍奉左右。
在2010年底一個霧蒙蒙的晚上，我前去參加某個以頹廢而聞名的聚會。男仆們穿梭在黑色賓利和紅色保時捷之間，主人請我品嚐從日本空運來的神戶牛肉、來自意大利的白鬆露以及阿塞拜疆的鱘魚魚子醬。伴隨著令人震撼的音樂，講話變得很困難，但我還是盡力跟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開始攀談。他是那一類人的典型，打理父親的出口生意（似乎總是跟“出口”相關），穿著緊身黑色襯衣，頭發用啫喱弄得像個刺蝟。當斷定我是紐約的投資家回到家鄉尋找投資機會時，他聳了聳肩，說道：“哦，當然，錢還能去哪兒呢？”
“錢還能去哪兒呢？”接近午夜時我離開了這個聚會，這時離上主菜的時間還早，但是這句話卻在心頭揮之不去。它應該喚起我作為一位新興市場投資家的自負。畢竟，我的團隊所管理的基金在過去10年中規模翻了3倍之多。如果這個趨勢保持下去——那個聚會上的年輕人似乎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新興市場的投資者們將會成為宇宙的主宰。
可是，一句烏爾都語的兩行詩卻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的繁榮讓我瞠目，我的幸福開始讓我焦慮”。我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的投資生涯的，那時發展中國家接二連三地被經濟危機擊中，新興市場就像金融界的“問題兒童”。到了90年代末，我的一些同事把這些無人理睬的資產稱為“互聯網新興市場”，試圖從美國的科技泡沫中撿拾某些殘餘的機會。
新興市場在投資圈被視為是對80/20法則的反轉。80/20法則指的是80%的利潤來自20%的客戶。在“二戰”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新興市場的人口占到全世界人口的80%，但其經濟產出卻隻占到20%。當拉丁美洲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處於上升期時，非洲和大部分亞洲地區都在衰退。而當亞洲的廣大地區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飛速發展時，拉丁美洲似乎不能獲得集體增長，而非洲此時被稱為“沒有希望的大陸”。即便到了2002年，那些退休基金和大學捐贈基金等大額投資者還是認為新興市場規模太小，不值得這些數十億美元規模的基金進行投資，或者認為這種投資過於冒險，因為印度等國家被認為是投資領域的“狂野東部”。
因此，在數年之後，我跟一個被寵壞的年輕人站在霧中，耳旁是重音樂帶來的喧囂，而這個孩子感覺就像站在世界之巔，因為他父親是德裏大約3萬個擁有百萬美元的富翁之一，這些富翁當中的大多數都是新近致富的。他對於這個與世隔絕的農莊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是他所了解的東西已經足夠讓他四處宣揚對於新興市場的觀點：“這些錢還能去哪兒呢 ”
當然，最近的趨勢站在他那一邊。私人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步伐，從2000年起每年2 000億美元，躍升至2010年的幾乎1萬億美元。即便在華爾街，所有的專家也都宣稱西方已經陷入終極衰退，資金必然要流向東方和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