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新興大國的不平衡崛起將在很多方麵重塑全球力量平衡，恢複西方的自信，減弱巴西和俄羅斯等新星的光芒，讓非洲和中東地區石油壟斷國家帶來的威脅更加明顯，而拉丁美洲則像流星一樣消失。好的一麵將會同樣的激動人心，新巨頭或許會在默默無聞中誕生。目前有15個國家每年的經濟產值超過1萬億美元，兩個經濟日益市場化的伊斯蘭民主國家在今後5年或許會加入這個精英集團：它們是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這種發展的意義將是深遠的，會啟發許多正在掙紮當中的伊斯蘭國家，並為那些認為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矛盾命題的西方人提供一個實際參考。
重新認識西方
盡管危機之後的美國看起來像是20世紀90年代危機之後的日本——當時的巨額債務導致日本經濟陷入延續至今的長期停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區別在主要新興市場發展放緩的同時得以凸顯。美國比日本當時的情形要好得多，它仍然保持了靈活性和創新性——美國是技術創新的中心，仍然對人才和創意敞開懷抱，擁有發達國家中最為年輕的人口，（廉價）貨幣也非常具有競爭力。在合理考慮弱項和強項的基礎上重新恢複美國人的自我認知，將產生正麵的政治影響，減少華盛頓所麵臨的針對全球貿易製造新的壁壘，以及把中國視為正在崛起的地緣政治和軍事威脅的壓力。
目前，已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2011年8月波士頓谘詢集團發表了《回歸美國製造》一文，文中對美國製造業卷土重來的理由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中國正在遭受貨幣走強以及工資、土地價格和運輸成本的上漲的影響，而美國則擁有不斷貶值的貨幣、停滯的工資和迅速提高的生產力。波士頓谘詢集團預測，到2015年這些變化將徹底摧毀中國的競爭優勢，引發美國工廠——尤其在低成本的南卡羅來納州、亞拉巴馬州和田納西州的複興。科爾曼、Sleek Audio和皮爾利斯等公司都已經開始把生產設施從中國轉移回美國。
部分歐洲地區也有可能發生類似的逆轉，在那裏一個更為正常的中國應該會讓歐洲產生一種集體的如釋重負的感覺，並重新發現其基本優勢。德國尤其如此。在富有國家中，德國是唯一在麵對國外競爭時保護其製造業，同時還在新興市場擴大生產的國家。德國在上個10年早期進行的改革，讓德國勞動力成本的增速在歐洲處於最低水平，同時德國企業還在低工資的東歐國家建立新廠。其結果是，在德國國內生產總值中出口的比例從24%驚人地躍至2011年的45%，失業率相對較低，貿易盈餘在世界排名第二，這還促進了消費者支出的上升。
對中國的必勝信念卻不會因此而降低，因為這種信念從來沒有固定下來。盡管中國人不斷增加的民族自豪感和對共產黨政府的大力支持顯而易見，但他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可能走向的預測要遠比外國人更為務實。調查顯示，中國人要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更加懷疑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一預測，也更能理解前方隱藏的困難。隨著富裕國家看待中國和其他大的新興國家的方式開始與這些國家看待自身的方式更加一致——人均收入遠低於西方國家，仍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這種優勢將會結束不斷增加的東西方對立情緒。
痛苦指數說明了什麼
在過去數年中通脹的回升已經讓大型新興市場失去了部分光澤。這些國家中有太多國家在努力維持過去10年的繁榮，不願收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廉價利率和巨額公共開支）。貨幣本身並不能促進經濟增長，過量貨幣直接推升了價格，新興市場的平均通脹率從2009年的4%上升到2011年的6%，逐漸孕育了讓很多新興經濟體止步、讓執政的政治家下台的毒瘤。2010~2011年，俄羅斯、巴西和中國的通貨膨脹速度都增加了兩個百分點，而越南跳升了9個百分點，達到18%。
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卡特政府執政的令人厭惡的最後階段，痛苦指數盛行美國，現在它已經逐漸開始在新興國家興起。這是一個簡單的指數，僅僅是通脹率與失業率的加總，這個指數在卡特政府時期上升到兩位數，被認為準確地預示了卡特政治生涯的終結。可以肯定的是，新興市場比富裕國家對痛苦的容忍程度要高得多。新興市場的痛苦指數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超過100，直至2008年衰退開始時才急速下降到10。從那時起，痛苦指數攀升至12，在某些國家則相當高。最為劇烈的轉折發生在中國，痛苦指數從2009年的2增加到2011年中期的9，主要原因在於通貨膨脹較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控製通貨膨脹會成為中國政府2011年的首要政策目標。痛苦指數近期的上升也造成了對印度當前政府的敵意的再次萌生，也讓包括巴西的盧拉在內的政治明星的繼任者們很難繼續保持類似的聲望。
各地對通脹回升的感覺不盡相同，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通脹的威脅僅僅是短期的。樂觀態度盛行，一部分人認為通貨膨脹是可以遏製的，至少可以比過去的做法有效得多，而且的確也存在針對通貨膨脹而構築的新的防波堤。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全球通貨膨脹激增了超過10%，而且由於高漲的油價和食品價格引發了惡性的價格工資螺旋，此後的10年中一直保持了高通脹。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世界裏，生產可以很快地轉移到成本最低的工廠，貿易自由流動，工人們很難要求獲得生產率增長所不能承受的工資漲幅。
此外，至少某些重要央行現在正式承諾對通貨膨脹進行控製，而不是僅僅通過印鈔來促進經濟增長，並且很多央行越來越獨立於政治進程。即便是在那些政治家擁有發言權的國家，很多也已感受到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的痛苦，這讓反擊通貨膨脹在政治上廣受歡迎。1990年，新西蘭央行在世界上首次明確表示控製通貨膨脹成為該國央行的首要任務，之後又有20多個國家跟進，其中包括波蘭、捷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它們在確立通脹控製目標之後經曆了明顯的通脹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的國家在新興市場當中的比例從47%下降至7%。從長期來看，這種趨勢有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
在未來幾年中，我們可以預測脫穎而出的國家將會承受最少的痛苦，而經濟放緩的國家將麵臨最多的折磨。因為經濟放緩將推動痛苦指數中——而不是通貨膨脹——的失業率上升。這些國家包括俄羅斯、南非和巴西，衰退將會給現任政治家帶來極大壓力，因為他們在過去10年的繁榮中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和一係列選舉的勝利。
波動性的反擊
當被問及為什麼世界上存在邪惡時，印度聖賢羅摩克裏希納回答說，“是為了讓情節更加豐富。”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衰退。盡管多數經濟體傾向於隨著時間推移穩步地發展，經濟衰退則是增加戲劇性張力的意外轉折，不僅帶來痛苦，還為改革和重獲新生作好了準備。目前全球的情節在最近幾十年日趨簡化，是時候豐富一下了。
1861（有據可查的第一年）~1982年，美國有1/3的時間處在衰退當中，這意味著它處在一個不斷革新的狀態之下。自此之後，美國隻有大約11%的時間處在衰退之中，經濟和政治生活也減少了很多戲劇性。美好的時光一再延續，蕭條的影響愈加輕微，世界各地的經濟體和領導人都在享受令人愉快的漣漪效應。
這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從1982年到2007年，與20世紀的平均值相比，美國經濟的發展時期格外長，而衰退則異常短暫，影響也有限。在此期間的3次回升持續了6~10年——幾乎是3年曆史平均水平的3倍之多。而兩次經濟衰退隻是讓經濟產出在兩個季度中下降了1%，比之前連續5個季度平均下降2.5%所帶來的痛苦要小得多。世界其他地方的數據較為模糊，但很類似。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發展中國家經濟複蘇和衰退的周期通常是8年，是4年曆史平均水平的兩倍。
在美國，這種商業周期的扁平化被稱為“大穩健”，在其高峰時期曾經發生激烈的辯論，探討這種舒適的新環境是否就此永駐。2008年經曆的極度痛苦結束了這種充滿幻想的討論。在危機爆發之前，經濟衰退在深度和廣度上的緩和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美國從世界各地通過借貸而獲得的幾乎無限的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全球化迫使企業提高生產力，以更少的資源生產更多的產品，並降低通脹的威脅。低通脹讓美聯儲可以保持低利率，並在低迷到來之前的第一個跡象出現時就大幅削減利率。經濟擴張持續的時間更長，經濟衰退變得不那麼劇烈。美國開始著迷於通過債務促成的甜蜜的長商業周期，以及由此為股市帶來的推動效應，牛市持續的時間從1982年以前的平均22個月延長到隨後的37個月。但是貸款在經濟命脈中越積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