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就業機會
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應當保證工作機會均等，並竭盡全力為所有的人增加工作機會。工作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還是快樂生活的必須。世界經濟史上鐵一般的事實是，隻要出現了從事工業工作的機會，大批人就會離開土地去從事這些工作。19世紀歐洲向美國的移民潮，20世紀初中國的“闖關東”和過去20多年的國內“打工潮”就是例證。如果剝奪人們的工作機會，是不可能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工作著的是快樂著的。大量的證據表明失業除了造成收人損失和工作技能的折舊之外，還有許多更深層次的影響，包括心理上的傷害，工作動力、經驗和自信的損失，發病率（甚至死亡率）的上升，家庭關係的破裂，社會邊緣化的加劇以及種族矛盾和性別歧視的激化。就業與犯罪兩個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若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失去工作機會，就會出現一個低機會成本犯罪的階層。總之，失業對個人和家庭是極為痛苦的，對任何一個經濟係統都是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
經濟蕭條的直接後果就是嚴重失業。失業現象及其後果如此嚴重，就難怪被人看做是對一個國家最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倫敦《泰晤士報》一篇社論寫道：“失業，僅次於戰爭，是我們這一代蔓延最廣、噬食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惡疾，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特有的社會弊病。”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大蕭條對各國經濟的影響超過以前任何一次危機對經濟的影響。世界各國的產出和物價急劇下降，銀行危機一國接著一國發生。失業率之普遍，可謂史無前例，持續時間之長，更超出任何人的預料。經濟大衰退最嚴重的時期（1932～1933年），英國和比利時兩國的失業人口為22％～23％，瑞典24％、美國27％、奧地利29％、挪威31％、丹麥32％以上。同樣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增長恢複之後，20世紀30年代的失業率也始終不見顯著好轉，英國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奧地利、美國及北歐其餘的國家。則維持在20％以上。
在高失業率的蕭條地區存在社會動亂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短短幾年甚至數月之間，世界各地，從日本到愛爾蘭，從瑞典到新西蘭，從阿根廷到埃及，到處都掀起了社會的大動亂。拉丁美洲地區政府更迭頻繁，1930～1931年兩年之內，共有12國改朝換代，其中10國是以軍事政變的手段變更政府的。沒有高的失業率，希特勒可能在1933年德國大選中上不了台。1998年印度尼西亞在泰國之後，遭受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社會秩序開始不穩定，至今經濟複蘇緩慢，耽誤了時間。要解決就業問題就必須有經濟增長，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就無法提供足夠的新增就業機會。奧肯（Okun）法則揭示了周期波動中的GDP和失業之問的經驗關係。這一法則指出，當實際GDP相對於潛在GDP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1％。
3.經濟製度改革的潤滑劑
如果投有增長，即經濟停滯，人們要想生活得更好些，就隻能通過將別人的收人和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哪怕一小部分人十分富有，可以收入再分配的潛力也是極為有限的。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400美元時，一國通過靜態收人再分配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使得人人都陷於每年僅有400美元收入的貧困而已。我們可以將一個經濟係統看成是大小已經確定丁的餡餅，某人可以給自己切得大些，但這隻能是切取r原來屬於別人的那一部分。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經濟增長會使一些人或者甚至使所有人的日子都會好過起來，而不必使任何人的境況惡化。即把餡餅盡量做得大些，以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得多些。做大了餅，以後怎樣切、怎樣分就相對容易了。經濟增長可以把餅做大，使每個人都分得大小不同的餅，使各人的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若所有（或所有主要）的人或利益團體收入水平趨於更好（這是所謂的帕累托改進），則有利於經濟製度改革。
相反，當經濟出現衰退，即負增長，餅愈來愈小，無論怎樣分，大家得到的都愈來愈少，推行經濟製度改革，難免使一部分人經濟利益受損，容易激化社會利益團體之間的矛盾，麵臨很大阻力。清朝末期，中國幾乎沒有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快速推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小。以康有為領導的“百日維新”失敗了。康有為曾說，“窮則思變，變則通”，其實，窮時思變，變難通。本書的序言中提到凱恩斯的話，“物質上的匱乏刺激著人們去尋求變革，但恰恰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用來做實驗的餘地是極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