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生產函數框架下，一個經濟係統要產生長期持續的增長，就必須要克服規模收益遞減，實現總體收益的遞增。簡單地講就是，一個經濟係統要想能夠持續的增長，就必須尋找到一個可持續的驅動機製，因為生產要素增加服從收益遞減規律，所以惟一的可能在於生產力。在同樣的要素投人下，生產力增長能夠增加產出，從而直接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同時，如果沒有生產力增長，人們在一個經濟部門中連續增加資本和勞動力投入最終會導致投人的邊際生產率遞減。也就是說，增加同樣資本和勞動力的投資報酬率會越來越低，最終趨近零，這就降低了人們積累資本的積極性，經濟最後會停止增長。蘇聯的教訓是深刻的：蘇聯一方麵有巨大的資本積累量，一方麵生產力增長不足，這使它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案例，雖然年複一年地積累資本，沒有生產力的進步，經濟體係就會僵化，即使大量積累資本，建造大型工業項目，但長期經濟增長緩慢，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就再也沒有提高了，在大約25年中（1965年～1990年），蘇聯的生活水平保持原樣，甚至還有所下降。
克魯格曼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經濟看成是一台能夠以不同速度運轉的機器，機器運轉快了產量可以增加，但如果運轉太快，機器就會過熱（潛在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在短期內，尤其是在資本和勞動力的利用遠遠低於正常水平時，可以通過提高這些要素的利用效率而增加產量，但是，從長遠來說，保證生產持續增長而又不過熱的惟一途徑，就是提高機器的生產力，也就是增加機器以給定速度運轉時的產量。
二、經濟增長核算
在過去的二百年中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是資本的積累，還是生產力的進步？不同國家之間為什麼會產生收人差距？
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是第一個試圖用總生產函數框架來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的人，即資本的形成對人均收入的提高起了多大的作用。在1957年，索洛得出的結果令人吃驚：人均收入的提高隻有三分之一應歸因於資本的形成，其餘三分之二應歸因於技術進步。索洛認為經濟核算中的殘餘項代表的是技術進步對產出的貢獻。愛德華·丹尼森（Edward Denison）關於資本積累、技術發展等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作了論述，而戴爾·喬根森（Dale Jorgenson）與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則進行了更為詳盡的定量估計。他們將1948～1984年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代人公式進行計算，發現美國的實際經濟增長大大高於理論計算出來的增長，也就是說，實際的增長比資本和勞動力投人所應該帶來的增長大出三分之二。日本對1952～1961年的經濟增長進行了，類似的計算，同樣發現，增長中多出來的三分之二無法解釋。他們的結論是，那些額外的增長來自生產力進步。
20世紀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等）使用經濟增長核算模型研究了東啞的經濟增長。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積累的結果。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在東亞的經濟增長中，生產力增長的作用不顯著。特別是，當90年代初以亞洲四小龍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克魯格曼卻於1994年發表了那篇不合時宜的著名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率是建立在犬規模資本和密集勞動力的投入上的，沒有真正的生產力進步，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市場經濟製度支持，所以這種增長是不可能長期保持的。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危言聳聽，但是不久以後，東亞就爆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有人稱克魯格曼為“危機先知”。
經濟增長核算法有助於揭示迅速發展的經濟中的若幹奧秘。然而，不論這類分析如何精細、巧妙與實用，都未能說明增長的最終根源。首先，任何難以解釋的經濟增長原因都被貼上“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標簽（即“索洛剩餘值”）；其次，它們並未能解答什麼是生產力變化的動力，以及為什麼在某一國或某一時期內的生產力比在另一國或另一時期增長更快。例如，20世紀70年代，增長核算法發現美國生產力增長大減速，但至今沒能確定其背後的真正原因，隻能作出各種猜測，如較高的石油價格、較高的通貨膨脹、阿波羅號登月後政府研究和開發費用的縮減、環境法規的增加等等。但是沒有單一的因素被證實可以充分解釋清楚其生產力下滑的深度和廣度。另外，經濟增長核算法無法解釋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的6個特征，特別是經濟的結構調整現象。打個比喻說，經濟增長核算法追溯到江河源頭的小溪、湖泊和冰山，但沒有解釋注入這些源頭的雨水是怎樣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