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存在時，達爾文方式比拉馬克方式在適應效率上高。一旦環境變化極其劇烈時，物種事前無法知道確切的適應模式，上一代物種關於適應當時環境的有利遺傳很可能失效。為了擴大生存機會，該物種采用達爾文進化方式最具有適應性效率，即通過繁殖產生盡可能多的下一代，每個下一代物種都發生一種偶然變異，一旦環境發生不可預期的改變，該物種希望至少有一種變異能幸運地得以生存。
當小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存在時，達爾文方式比拉馬克方式的適應性效率低。在環境變化不大時，物種事前可以預期未來環境大致是什麼樣的，知道確切的適應模式，上一代物種關於適應相對穩定的環境的有利遺傳很可能仍然有效，為了擴大生存機會，該物種采用拉馬克方式最有適應性效率，即通過遺傳把有利的進化傳給下一代，一旦環境發生可預期的改變，下一代物種能更好地得以生存。
但是，當大小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都存在時，從邏輯上講，為了達到適應性效率長期最高，物種最佳的生存戰略是同時具有兩種進化功能：在大環境變化的條件下，采用達爾文方式；在小環境變化的條件下，采用拉馬克方式。
與生物界相比，我們可以把經濟製度看做是在一定外界環境中某種動態的有機係統，任何經濟係統麵臨環境變化不確定性的挑戰。經濟係統能否在變化的環境中“生存”（其標準可能是產生長期經濟增長），取決於其是否有能力對付環境變化特別是劇烈的環境變化（大的環境變化是生產力革命）。雖然一個經濟係統的穩定性是重要的，但適應性效率才是經濟製度生存的根本要求。
第三節生產力與經濟製度的矛盾
讓我們重溫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序言中的忠告：“事實上我們在這裏接近經濟發展的主題；因此，在這裏特別需要記住的是，經濟問題，如它們被當做靜態均衡而不當做有機發展的問題時，是表述得不完全的。因為雖然隻有靜態討論能給予我們以明確的思想，從而，是把社會較達觀地看做一個有機體的必由之路，但那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已。”遺憾的是，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恰恰隻是關注了資源配置問題，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動態有機過程。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深刻抓住了經濟發展動態過程中的矛盾，即生產方式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矛盾的相互作用。熊彼特在他的《經濟發展理論》這一著作的日文版序言裏說：“讀者可能會立刻明了的一點，我在開始時是不清楚的，即這一概念和這一日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構成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基礎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實際上，馬克思之所以有別於同時代或前代的經濟學家，正是因為他認為經濟發展的特定過程是經濟製度本身所產生的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麵。他隻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圖經濟學的概念和命題；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爾背景裏的經濟發展概念，卻完全是他自己（指馬克思——作者注）的創見。可能正是由於這一點，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才又都折回到他這裏來，盡管他們可能發現他有許多可以批評之處。”
讓我們回到馬克思。馬克思從來就重視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來就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躍的因素。這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即使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的曆史也仍然應該是這樣。更進一步的是，馬克思比他同時代和後代的學者更深刻地洞見了技術與製度變遷之間的關係。他將科技發明看做是一個社會進程，而不是先驗的洞見或偶然的天賦靈感的結果。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體係中，強調了生產方式的變化（生產力變遷）與生產關係的變化（製度變遷）之間的辯證關係，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
馬克思的這一經濟哲學思想以極其簡練、濃縮的形式出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製度演進的幾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