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茲涅茨1971年已隱含地提出“學習經濟”這個思想，他說，“發展中國家沒能享受到現代經濟增長的好處，首先是因為沒有一個穩定，但靈活，有能力應付迅速的結構變化和解決由於結構變化產生的衝突的社會政治框架，這個框架鼓勵促進增長的利益團體。”阿布拉莫維茲（Abrmnovitz）的“社會能力”概念（普通教育水平、技術能力、支持現代化大企業的製度以及具有更廣泛意義的激勵係統等是社會能力所依賴的因素）也是對本書的“學習經濟”思想有啟發性的。阿布拉莫維茲認為，在經濟增長引人技術因素的同時，還必須引入組織因素和製度因素。隻有一個國家達到了某一“社會能力”的基本水準，才有可能利用模仿來縮小技術差距，趕超技術領先國家。
舒爾茨的文章“製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與“學習經濟”思想是相通的。在該文中，他認為，製度是某些服務的供給者，它們應經濟增長的需求而產生。舒爾茨聯係現代經濟增長的事實得出，對製度的新的需求，是人的經濟價值提高的結果。現代經濟學的所有分析工具還沒有展開對製度變遷與增長動態之間關係的分析。在此，舒爾茨視這些製度為經濟領域裏的一個變量，而且這些變量是對經濟增長的反應。舒爾茨相信，盡管並非所有的製度變遷都可以這樣來分析，但大量的十分重要的製度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分析。舒爾茨的結論是，這種理論框架可用於解釋那些作為對經濟增長動態的反應而發生的製度變遷，製度被視為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服務的供給者。與本書分析的不同之處是，舒爾茨認為，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創造製度需求；而我認為，經濟製度是在生產力環境中生存的，生產力革命和革命的不確定性是製度生存環境的最大挑戰，這個適應性效率問題創造了新製度需求。舒爾茨與本書的分析相同之處是，經濟增長是衡量製度適應性效率的根本標準；他認為，製度變遷是對經濟增長的反應。反過來說，經濟增長表現不佳是由於崩度變遷不夠或創新不夠。
馬克思將自己的社會發展思想架構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一定生產力水平上有一定的生產關係建構於其上；而當生產力得到提高時，相應的生產關係也會隨著調整。這樣馬克恩就把生產力這個因素超脫於任何時代與經濟生活形態之上，並反過來衡量與決定任何時代的經濟發展狀況。在此，馬克思是相信生產力對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的，也相信生產關係可以自動對生產力的變化進行調整。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生產方式的變化與生產關係的變化之間的矛盾才是一個經濟係統的基本矛盾，並強調，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變化。為了維護與發展生產力，馬克思指出，人類必須無情和堅決地改革經濟基礎，這個觀點是通過評價李嘉圖時以間接方式表述的：
“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這是正確的。如果像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反對者們那樣，斷言生產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記了。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的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鄢樣，把個人的福利同這個目的對立起來，那就是主張，為了保證個人的福利，全人類的發展應該受到阻礙。因而，舉例來說，就不能進行任何戰爭，因為戰爭無論如何會造成個人的死亡（西斯蒙第隻是與那些掩蓋這種對立、否認這種對立的經濟學家相比較而言，才是正確的）。這種議論，就是不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囂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隻有以犧牲個人的曆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刹益相一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裏。”
馬克思闡明，判斷一個經濟製度好壞的根本和惟一的標準是其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
1987年英國著名學者弗裏曼提出了“國家創新係統”的概念，這個概念對“學習經濟”是有啟迪的。弗裏曼經過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研究後認為，在人類曆史上，技術領先國家從英國到德國、美國，再到日本，這種追趕、跨越，不僅僅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且還有許多製度、組織的創新，從而是一種國家創新係統發展、完善的結果，也就是說，在一國的經濟發展和追趕、跨越中，僅僅靠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商品，推動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創新。在他看來。創新是建立在國家水平上的係統性行為，而並非是一種孤立性的行為。弗裏曼指出：在劇烈的技術變革情況下，具有將技術創新與組織創新和社會創新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創新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國家體製及其社會經濟範式能否適應技術經濟範式的要求和可能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