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特和奈爾遜認為，企業進化係統是拉馬克主義，企業的投資行為是拉馬克的學習方式。耶魯大學的理查德·尼爾森（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溫特（Sidney Winter）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在宣揚企業的進化。溫特和尼爾森認為，企業的大部分工作是通過標準操作程序完成的。例如，怎樣儲存檔案或啟動一條生產線是低層次的標準操作程序。這些標準操作程序其實就是進行日常決策的常規做法（routines），它們已程序化了，經理人員從前一代接過這些常規做法，又傳給下一代。進化產生者是由所有那些對上述常規做法進行創新與變更的過程組成的。當市場環境變化後，企業的進化挑戰是企業在改變常規做法之後的盈利能力與增長率。溫特和尼爾森認為，企業常規做法可能產生適應性的進化，能達到盈利目標。一種適應性進化是“從幹中學”，隨著經驗和知識積累，實施常規做法成本愈來愈低，並通過將所獲利潤重新投資、通過自己對新投資項目的吸引力而增長。企業另一種適應性變化的方式是向另一家企業借用成功的常規做法。因為，任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功的新思想。都可被納人其他公司的運營程序。成功的常規做法變異可由一家企業轉移到另一家企業。當一家企業新產品或新生產方法被廣泛采用時，作為技術變動階段的模仿或擴散就發生了，各個企業相繼追隨創新企業的常規做法。由於拉馬克選擇方式，任何創新都會被其他企業模仿，企業隻有不斷創新。
但是，溫特和尼爾森的企業進化理論不能解釋企業大量死亡（破產）的現象。該理論的弱點是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變化。企業的生存環境是市場。怎樣理解市場競爭呢？市場競爭是技術創新投資的生存競爭。盡管熊彼特沒有區分常規技術創新和革命性技術創新，但他深刻地指出：“……有價值的不是這種競爭，而是關於新商品、新技術、新供給來源、新組織類型……的競爭，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質量上的決定性的有利地位的競爭，這種競爭所打擊的不是現存企業利潤和產量，而是這些企業的基礎，並危及它們的生命。這種競爭和其他競爭在效率上的差別，猶如迫擊炮和徒手攻門間的差別，因此，按其通常意義來考慮競爭能否更敏捷地發揮作用，就變得比較不重要了。”當市場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特別是革命性技術創新出現。並被某一個企業首先抓住，投資成功時，對其他企業的競爭威脅是致命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常規做法很可能成為企業進化的阻礙。
劍橋學派重視企業投資和技術環境的結合。反對把生產力與投資活動割裂開來。投資需要的不僅僅是預期前景，它還需要某些具體的東西，更新的發明，更好的製造方法，能夠吸引公眾的新奇產品等等。我認為，企業的投資收益預期無可避免地與科學技術特別是技術密切聯係起來。例如，17世紀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廣為人知，其中“知識”可以理解為科學和技術。牛頓理論使人們看到了科學在闡釋世界方麵的力量，工業革命使人體驗到技術在改造世界上的巨大力量。
更進一步，我認為，投資應當分為常規技術投資與革命性技術投資。兩種投資的共性是邊際收益率遞減法則，這和新古典經濟理論是相同的。對常規技術創新投資，隨著資本積累，投資回報邊際遞減，其預期收益率應愈來愈小；在技術革命之後。革命性投資轉變為常規性投資，由常規創新括動引導，隨著新資本積累，也服從邊際收益率遞減法則。但是，兩者具有三個重要差別：（1）資本本質差別。由於常規技術創新與革命性技術創新屬於不同技術範式，因此投資有資產專用性，形成的資本無互補性差別；（2）不確定性不同。常規技術創新不確定性低，常規技術投資的成功是較可靠的；革命性技術創新不確定性高，所以革命性投資是在黑暗中摸索，使投資成功與否沒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現失誤；（3）預期收益率不同。對常規技術創新帶來的常規投資機會，其不確定性低，常規投資是在黎明中前進，所以企業投資收益的長期預期穩定。常規技術投資活動的預期收益率低，革命性投資活動的預期收益率高，其穩定程度受長期預期狀態的影響，可能不穩定。
第一項差別容易理解。工業和農業是不同的，電力機車與蒸汽機車不同，不能將蒸汽機車改造為電力機車，即不同技術範式形成的資本不能疊加。第二項差別也可以理解。革命性技術創新不確定性高，投資就帶有很大賭博性；常規性技術創新是在現有技術範式內的改進，投資成功的把握性大。第三項是假設資本邊際收益率遞減的結果。既然兩種資本都服從邊際收益率遞減法則，資本存量少的革命性技術投資比資本存量多的常規性技術投資收益率高。在英國工業革命中，對紡織機、蒸汽機和鐵路這些革命性創新的投資是瘋狂的，簡直是一本萬利。本書以後還要談到這些革命性投資的狂潮。信息技術的革命效果是驚人的：1971年後，世界經濟遭到信息技術革命突然和悄然的襲擊，電腦、轉換器、纜線與通訊設備所代表的革命性資本存量少，投資收益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