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76年，斯密就已經看到了把工人組織起來建立“工廠製”的好處，即通過分工，帶來增加收益的大量生產。斯密關於“針”的故事是“工廠製”革命性企業製度創新的曆史證據。斯密的經典故事是這樣的。舉一個製針行業的例子。工人是未經訓練的，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機械，他們即使十分勤勞，也很難天做出1根針來，更不可能一天做20根丁。但如果現在把製針的夥計進行分工：一個人抽鐵絲。
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裁，個人削尖鐵絲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而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同的操作。裝圓頭，塗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職業。這樣，扣針的製造分為18種操作。有些工廠，這18種操作，分由18個專門工人擔任。固然。有時一人兼任二三門，有這種小工廠，隻雇傭10個工人，因此在這個工廠中，有幾個工人擔任二三種操作。像這樣一個小工場的工人，他們必要的機械設備雖很簡陋，但他們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針12鎊、以每鎊中等針有4000枚計，這10個T人每日就可成針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4800枚。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麼，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20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針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製出今日有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1／240，就連這數量的1／4800，恐怕也製造不出來。在這個故事裏，斯密強調勞動分工帶來的增加收益，但我想要強調的是“工廠製”作為新企業製度的出現使得勞動分工成為可能。在“工廠製”之前隻有手工作坊。
馬歌爾生活在英國工業革命即將完成的晚期，對“工廠製”的出現和擴散的觀察自然比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更深刻和生動。
在《經濟學原理》中，他這樣描述道：
“醞釀了很久的那種工業組織的巨大變革最後引起了普遍注意：人們所見到的是，由勞動者所管理的小企業的製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資本主義企業家所管理的大企業的製度所代替。即使沒有工廠。這種變革也會照樣實現的。即使電力或其他動力的零銷使得現在在工廠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勞動者家裏去做，這種變革也會實現。工業勞動得到成批的雇傭。新的組織帶來了一些巨大的災難，不過其中有些是由於別的原因。這種新製度使英國免於法國軍隊的蹂躪。這種新的變動，不論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後的形式來說，都有不斷衝破那幾乎使每個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個鄉鎮上的那種束縛的趨勢；它開辟了自由勞動市場，這個市場招引人們來尋求就業的機會。由於這種變動，決定勞動價值的那些因素就開始了新的一頁。直到18世紀，工業勞動照例總是臨時肩傭的；雖然那時以前一個大而流動的勞動階級（它可以大批地雇傭）在歐洲大陸某些特定地區和英國的工業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18世紀中期卻一反常規，至少對英國是如此；勞動價格不再由習慣或小市場上的議價決定了。在最近幾百年中，它愈來愈由廣大區域（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況所決定……這種新的工業組織大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因為它保證每個人從事他最能勝任的那種工作。和保證他的工作適當地輔以當代知識和財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機械與其他的幫助起了很大的作用。過去保護弱者的那些商業習慣和行會規章現在與新的工業不相適應了。有的地方，人們因一致同意而廢止了它們；有的地方在短時期內卻成功地保留了它們。但那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成功；因為在舊有束縛下不能發展的新工業就離開那些地方，而轉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於是工人仃請求政府實行規定商業經營方式的那些議院的舊法案，甚至請求恢複由治安當局來規定價格和工資。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敗的。舊有的規章製度是當時社會、倫理和經濟思想的體現；它們是摸索出來的，而不是想出來的；它們是那些在幾乎不變的經濟條件下生息的人們多少代經驗的自然結果。而在新時代中。變化是如此之快。以至沒有時間來這樣傲。各個人都必須自行其是，很少借鑒過去的經驗。那些力圖保存舊傳統的人很快就被拋在一邊。”
至19世紀30年代，棉紡織業是惟一一個由“工廠製”占主導地位的英國工業。在此以前，其他紡織業領域的工廠生產發展緩慢，而其他製造業更是微不足道。1830年後，“工廠製”這種革命性製度創新，突然之間改變了更多人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向英國煤炭業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