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資源稀缺一樣，生產力革命和經濟製度的路徑依賴的矛盾是人類麵對的一個基本經濟問題，其核心是經濟製度的適應性效率高低，集中體現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對國際資本倒流的金融風險管理兩個方麵上。在生產力革命的必然性和不確定性條件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係統為了產生長期經濟增長，必須有較高的適應性效率。本書提出，“學習經濟”是一種相對完美的人類經濟製度，其優點具體體現在結構調整的製度靈活性和有效的金融危機防範上。
世界生產力革命一旦發生後，結構調整是對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嚴重挑戰，該國經濟已經進入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才能促進和保持經濟增長的階段。什麼是“學習經濟”？從“兩部門四階段”模式角度更具體界定“學習經濟”。“學習經濟”是能順利和安全地完成四個經濟結構調整階段的經濟體製，通過必要的市場機製主動、及時地對經濟結構進行適應性調整。我與讀者一道，在本章共同探討一個成功的結構調整的經濟製度要求。由於篇幅所限，我沒有討論各個製度組成之問的關係，請讀者諒解。我還想強調，經濟製度盡管有一要求，但沒有一個普適的具體模式，每個國家都應根據本國的國情來進行製度創新。
第一節產品市場結構
“學習經濟”要寡頭壟斷競爭和充分競爭共存，並堅決反壟斷。
當一項產品進人常規技術創新階段，企業采用拉馬克進化具有更高的適應性效率，產品市場結構應采用寡頭壟斷競爭形式。從市場結構角度看，完全競爭中的小廠商在常規技術創新的市場競爭中缺乏知識積累優勢。大企業更有適應性效率，可通過從幹中學使得知識隨著時間不斷累積，減少常規創新成本。例如，製造業是工業革命中形成的主導常規技術範式，它幾乎都是由少數大生產者組成的。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是偏好大廠商之間寡頭壟斷競爭的，他相信大廠商更能夠最大限度地從事技術創新。熊彼特認為，技術變動需要大廠商的存在。他進一步指出，創新強度和它的擴散率與短期保護和市場勢力之間有著正相關關係。雖然他並不是為壟斷辯護，但熊彼特明確認為創新應得到法律保護，以給予最低限度的短期市場勢力。熊彼特認為，完全競爭的效率是不高的，因為需要這種組織形式的小廠商是不可能為研究與開發支付最佳費用的。支撐上述論述的是熊彼特的信念：技術變動本身是競爭的一個要素。因此，競爭並不因引進大廠商而被消除，相反，廠商追求技術變動的努力增進了競爭。而且他還指出，每個人都將因研究與開發的最佳支出而受益。
但是，熊彼特沒有區分常規性創新和革命性創新。革命性技術創新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市場結構采用達爾文進化更有適應性效率，要求充分競爭的市場結構，存在大量中小企業不斷誕生和不斷死亡的動態選擇過程。
在革命性技術投資這個很大不確定性過程中，企業不能預見哪個新主意會成功，革命性創新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大概要試過幾十個，才能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創新方向。因此，達爾文選擇比拉馬克選擇更有適應性效率，有可能“幸運”地碰上一種合適的新技術的投資方向。達爾文進化體現在競爭市場機製帶來的一係列篩選、淘汰的動態過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結構中，大部分革命性技術的投資活動分散在眾多中小企業中進行，這些中小企業創新嚐試。在這種試錯、摸索中。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成功了，其他企業可以隨之跟進，超額利潤很快消失。如果失敗，或是選擇的技術方向、市場需求的判斷不正確。通過競爭，向著正確方向前進的企業家將擊敗誤人歧途的那些企業家。這意味著，對那些把資金和勞動力投人到錯誤方向上的企業家，通過無情的生存競爭被淘汰掉。
當革命性技術創新領域進人常規技術創新領域後，學習經濟必須阻止出現壟斷的市場結構風險。革命性投資的預期回報率是很高的。在產品市場上，“僥幸”實現革命性創新的企業擁有動態比較優勢，因為投資於革命性技術，使得產品難以短期內被模仿，就可能意味著企業成為一個新的或獨到的市場壟斷者，獲得大筆的壟斷利潤，即“贏者全拿”。雖然壟斷利潤可以彌補革命性投資的高不確定性，使成功的企業在一定時期內處於高回報的發展之中，但從長期來看，壟斷對一個經濟整體的創新活動有害。革命性技術在進人常規階段後，必須允許其他企業進人，形成寡頭壟斷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