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成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國內金融自由化的依據。麥金農-肖理論認為提高利率、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幹預會消除信貸配給，從而提高投資質量。20世紀90年代。一些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相繼爆發了金融危機。我認為，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前提是資本賬戶不開放。東南亞國家在金融深化過程中，過急過早地實行國際金融自由化，放開對國際流動資本的限製，同時又保持固定彙率體製，金融危機是難免的。
如果說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國際金融危機是偶然的、局部的，那麼，在1973年後浮動彙率的國際貨幣體係下，一個采取固定彙率製度的發展中國家麵臨更大的貨幣貶值風險，貨幣危機就成為經常的。例如，1994年墨西哥發生貨幣危機，以後則有1997年的東亞貨幣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貨幣危機和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這是為什麼？國際資本高流動性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必然結果，國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尋求高收益率是基本經濟行為。根據新劍橋經濟理論，世界實際利率的突然跳躍是必然的，國際資本倒流也是必然發生的，結果造成引入國際資本的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被迫貶值，往往成為貨幣危機。例如，在東亞金融風暴爆發之前，東亞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皆以不同的形式采取釘住。“通貨籃”與美元掛鉤的彙率製度。【所謂釘住特定“通貨籃”彙率製是指事先選定一個世界性儲備貨幣，確定本國貨幣與該選定貨幣的一個固定彙率和一個合適的比較小浮動範圍，然後釘住該選定貨幣，讓本國貨幣在規定的小浮動範圍內“隨之沉浮”。】但同時，東亞國家和地區在“東亞增長奇跡”的鼓舞下，於20世紀90年代逐步開放資本賬戶。1996年，美國新興部門的發展，帶來所謂的“新經濟”，引起國際資本市場對美國的投資高潮，對新興市場國家，國際資本倒流是注定的。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首先在泰國爆發，泰銖大幅貶值，迅速席卷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香港也很快受到波及。
開放資本賬戶和固定彙率體係是不相容的。為了防止未來貨幣危機的發生，我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不能輕易開放資本賬戶，即使開放，也要實行不同程度的資本控製【資本控製就是對國際資本交易進行跨國界的控製或征收相應的稅金或實行樸貼。】。在這點上，我與克魯格曼觀點相近。克魯格曼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認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彙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不開放資本賬戶。
盡管如此，我認為，國際資本的高速流動是科技革命的大趨勢，發展中國家不能采用“鴕鳥政策”，通過關閉資本賬戶而對此視而不見。從長期來看，開放資本賬戶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要求，否則。國內資本市場對國際資本市場的變化反應不及時，關起門來搞經濟結構調整是不行的，20世紀50年代的“進口替代”戰略是有曆史教訓的。“新的國際金融體係”有助於減少貨幣危機風險。
發展中國家有責任和義務參與一個“新的國際金融體係”的製度創新，共同保持全球金融穩定。從短期不開放資本賬戶到長期開放資本賬戶的過渡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應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情況實行資本控製。
第三節關於“國際金融新體係”的建議
在本節，我先討論蒙代爾的主張，然後提出我的方案【除了在本節討論的蒙代爾的世界貨幣外，還有若幹建議。比如，托賓提出的托賓稅（Tobin Tax協），即對資本交易征稅，目的是在輪子裏加沙子（sand in the wheels），以增加車子的摩擦力，不要使輪子轉得太快，這樣可以增加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即建立一個國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