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杜克大學和紐約大學2007年聯合發布了《知識產權、移民積壓與人才逆流：美國的新移民創業者》的報告，該報告稱，美國已經出現了“人才逆流”現象。主持這項研究的學者維韋克·瓦德華在考夫曼基金會的支持下還與筆者在2011年一起進行了“對歸國企業家來說，印度和中國確實更令人神往”的課題研究。我們對153位從美國返回印度或中國創建企業的專業人士展開調查，最終發現，72%的印度歸國人員和81%的中國歸國人員認為，在自己的祖國創建公司的機會比在美國的機會“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就中國來說，從2008年12月出台著名的“千人計劃”開始，到2010年發布新中國第一個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將國際人才競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戰略高度後，科技人才回流的趨勢也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到2012年10月，僅僅“千人計劃”就已經吸引了近2800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
許多研究認為，“人才回流”是一種經濟學現象。依據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當一個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000美元以上、產業技術資本密集度達到60％以上、第三產業貢獻率達到64％以上的時候，人才將大幅度回歸。另一些調查顯示，當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以上、研究開發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9%以上、科學家和工程師人均研究開發經費每年6萬美元以上、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達到0.15%以上時，歸國的海外人才也會大幅度增加。
這說明，通常情況下，在人才輸出國的境況改善到足夠有吸引力之前，大規模已經移民的人才很少會返回。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不一定跟經濟發達程度成正比，滯留在海外的科技人才隨時都可能大量回國。例如，在國籍、綠卡、簽證方麵實施開放型的政策，包括承認雙重國籍，即不要求離開的人才必須在國籍上“二選一”，而是在不影響其海外利益的基礎上爭取回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才輸出國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人才也會大規模回流。
一項針對決心留在美國的亞洲科學與工程博士的調查表明，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在1990~1993年經濟騰飛階段，決心留在美國的科學工程學博士比例分別隻有24.4%與33.8%；而在它們完成工業化、經濟指標更有利於留學生回歸的1998~2001年，決心留在美國的本土高層次人才反而增多了，分別是45.1%與42.2%。這表明，當人才輸出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回流的人才也可能減少。
人才環流與共享
隨著全球分工協作、國際產業轉移以及跨國公司的崛起，人才環流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美國每年在接納100多萬移民的同時，還有1.7億持臨時入境和居留簽證的短期流入的外國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發達或技術最領先的國家，掌握最新的技術與經驗，然後將其帶回國內。發達國家也同樣如此，需要一批人才滯留在海外，以引導企業從產品到技術的出口。
當跨國企業為了使業務接近重要的消費市場、轉移生產基地到海外勞動力更廉價的地區，或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它們同樣需要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多倫多大學2007年發布的《華裔移民跨國創業與經營》的研究報告就發現，在加拿大的華裔移民企業家中，絕大多數人都在加拿大與他們的原居地之間循環流動。以跨國經營為主的企業家為例，這一比例達到了42%。其企業年收入的30%以上來自於國際貿易，其中有接近75%的華裔企業家曾協助過加拿大企業到中國拓展市場，或者協助過中國企業到加拿大發展。
日漸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國際化素質當作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標，並越來越重視全球人才招聘。即使在相對保守的東方國家，外籍首席執行官也越來越多。日本本土汽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國人，黎巴嫩後裔，出生於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還於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雙重國籍的霍華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長，使索尼“掌門人”交椅上59年來第一次出現一個金發碧眼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