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新興的軍閥劉裕，從下級軍官做起，積累軍功，逐漸掌握了兵權，公元420年，取代腐朽透頂的東晉王朝，建立了南朝的第一個政權宋。劉裕集中皇權，改變了東晉大族割據的局麵，有力地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到第三任宋文帝劉義隆時，繼承父業，官爵不濫，保障安定；任用人才，輔治國家；減輕租役，發肢中產；體察比情，賑濟災宵；開疆擴土，緩和才質；重視文教，改革風化。其在位的30年間(公元424—453年），兵車不用，民無外勞，糧食遍野，夜不閉戶，家給人是，處處歌舞，出現了一個“小康”的局麵，其年4為元嘉，因而，人稱之為“元嘉之治”。
賞罰分明用人得當
國家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安定的局麵。宋文帝當政後，至始至終都麵臨著治亂的問題，為此，他先後進行了幾次清洗故對分戶的活動；
上台之初，傅亮等人身居要職。宋文帝清楚地認識到當時的形勢，為避免狗急跳牆，引起大的戰亂，沒有采取過總措施。表而上寬容，對弑少帝擁立他的顧命人們加宵進爵，頗為信賴，一副既往不咎的樣子，暗地裏卻在加緊準備，公元427年，進行了一次流血大清洗，一舉鏟除罪魁。似在這個過程中，他並未濫殺，對一些人網開一麵，懲治適。他感念傅亮前往江陵迎駕之功，派中舍人轉告說：“以公江陵之誠，使諸子無恙。”
公元料440年，宋文帝又進行了一場鞏固政權的鬥爭。這次，主要是針對皇弟彭城王劉義康及其黨羽。劉義康日益擴大勢力，宋文帝心裏很清楚，就采用各種辦法加以阻撓扼製，不使其陰謀得逕，而未妄加其罪。甚至當宋文帝重病時，劉義康的親信曾積極為主子繼承帝位做準備，宋文帝也念手是之情，忍時來發，稍後，才將他貶官降職。
公園445年，範曄、孔熙先等陰謀擁立劉義康造反，宋文帝終於進行了大清洗。他“守法而不禁，能包容而不放縱”。本已險遭誅殺，這次又參與陰謀，後來雖檢舉了別人，卻又多有隱瞞。赦免其罪不問，到後來還成：親近大凡軍國大事，都與之商量。孔熙先，在被捕時毫無恐懼，宋文帝暗暗稱奇，說：“以卿的才華，而滯留下集書釣不得升遷，埋應存異誌，這都是我的對啊!”又責備前吏部尚書何尚之說：“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了，還隻作散騎郎，哪能不作賊!”雖然最終因其為謀反主犯，不得已而殺之，此番話卻也表明了宋文帝的仁愛。
宋文帝通過清洗這些人，避免了政治的禍亂，人民有了安定感，贏得了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這是他能施富民之政的基本條件。
宋文帝對於貪贓枉法和玩忽職守的分子，也決不姑息，繩之以法，以正綱紀。公元431年，南蠻校尉、撫軍長史張邵被檢舉在雍州刺史時營私舞弊，逮捕人獄，因其為元老舊臣，免於一死，但也受到了應有處罰。公園443年，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被指控在戰爭中吞沒金銀財寶及名馬下獄，處死。因失職造成北伐失敗，兗州刺史竺靈秀被斬首，左將軍到安北將軍王仲德均撤職，逮捕人獄。懲處他們，雖然其他官吏未必就都向善稱職，但朝廷指明的吏治力，大大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對民眾還是有益的。
重視農業，發展經濟
宋文帝采取了積極措施，使國內安定的同時，在經濟也采取了富民方法，增強國力。
宋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春耕前，他親自舉行藉儀式，作為天下耕田之始。他還敦勸農桑，在宮內養蠶，欲以風行大下。身休力行，以此來導民眾走正路，務本業。當勸農措施並末認作執行時，他又下詔：“皆令盡勤地利，勸汗播殖，蠶桑麻，各盡其方，得似豐行公文而已。”湖熟（今江蘇南京東南湖熟鎮）一講就達千頃。當北伐失敗後，大量土地荒蕪，人民受苦挨餓，宋文帝深為自己的行動感到後悔，認識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饑者必及”。在他統治的最後一年，還親率文武百官到郊外勞作，以勸民務農，恢複農業。為了使耕作順利進行，農民缺少五穀種子的，由各縣借給，並讓各地官吏下鄉進行農貸，如公元440年，揚、南徐等農民缺乏田糧種子，他下令貸給。種種措施的實行，使元嘉時代，糧食豐產倉庫盈滿。後期的北伐，也並未向人民征收額外的糧食。
為了發展農業，宋文帝還注意減輕農民的各種負擔，以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繼位的第—年，規定免收舊日欠交的租債，以利民眾。公元423年又下詔，舊日租債，酌情減免。公元444年再次下詔把元嘉十九年以前人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一概免除。公元447年又進行酌量減輕。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對生產和社會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