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有兩位複姓司馬的大史學家：前一位是西漢時期撰著《史記》的司馬遷，後一位是北宋時期撰著《資治通鑒》的司馬光。人稱“中國史學前後二司馬”。他們都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 的地位。
司馬光字君實，晚年自號迂叟，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0019年），比歐陽修小12歲。司馬光誕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在光州光山縣（今河南光山）任知縣，故給兒 取名“光”。司馬光幼年在父親的督促下讀書，學習很是勤奮。7歲時，聽人講《春秋左氏傳》，聽得津津有味，回家就給家人講述，不但能把故事講清楚，還能闡明書中所包涵的意義，因此很得人們的稱讚。從此，他更加努力讀書，並對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古時候，學童讀書注重背誦，但爹數學童背書像和尚念經一樣，有口無心，能背誦而不解書中的意義。司馬光卻不是這樣，他白天背書，晚上一個人靜靜地思考書中的意義，直到想明白了為止，所以他讀書的收獲遠比別人要大得多。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20歲時考中進士，以奉禮郎為華州判官。其時他父親司馬池正任杭州知府，因此他要求改派他為蘇州判官，以便就近省親。不久，他的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他在家服孝五年，專心讀書，並開始著述，寫了許多論述曆史的文章。
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司馬光服孝期滿，任武成軍判官，權知韋城縣事。不久，調人朝廷任大理評事，又遷殿中丞、史館檢討，編修日曆。後應他父親的朋友龐籍之聘，出為鄆州學官、並州通判。龐籍獲罪丟官，司馬光也引咎離去，改任開封府推官。很快他又被征入朝廷任太常博士、直秘閣，並累遷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讀、知諫院。這時候，司馬光以言官的身份，開賴卷人朝廷內部的政治鬥爭。在許多奏疏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宋英宗即位時，司馬光40歲。他進《曆年圖》5卷。兩年後，又進《通誌》8卷，想以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來引起新即。
這時候，正是王安石進行變法的時期，司馬光與王安石雖有私交，但是政治主張完全不同。司馬光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竭力反對王安石變法。他們不但在朝廷上爭論不休，並且在相互通信中也各陳己見，力圖說服對方。因神宗信任王安位的皇帝注意檢驗自己的為政得失。《通誌》的內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引用的材料除《史記》外，還參考了其他許多書，對戰國七雄的興亡之跡，大略可以考見。英宗看了以後，命司馬光繼續編纂“曆代君臣事跡”以繼《通誌》。於是司馬光就置書局於秘閣，調劉恕、劉放為助手，繼續編書。第二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司馬光在邇英殿為神宗講讀《通誌》時,神宗賜名為《資治通鑒》，並為之作序，責成司馬光再繼續往石,司馬光覺得自己在朝廷中已無可作為，就請求外任。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他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次年四月，改判西京禦史台，卜居洛陽。他奏請將書局遷到洛陽，以便他繼續完成《資治通鑒》的編纂。他的助手除劉恕、劉放外，又增加了一個範祖禹。具體分工是：劉放負責漢史長編,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史長編，範祖禹負責唐史長編。工作步驟分為三步：第一步，先把收集到的史料按年月順序標明事目，剪粘排列，叫做叢目。這一步要求收集的史料越多越好，不嫌 其繁。第二步，把叢目進行初步整理，進行選擇取舍，然後重新組織，並從文辭上加以修正，如遇年月事跡有抵觸，則加以考訂，說明取舍理由，作為附注。這一步寫成的文稿叫做長編。長編的要求仍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免得把重要的事情遺漏掉了。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考其同異，刪其繁冗,修改潤色，寫成定稿。
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十二月，《資治通鑒》正式完成，不算原先司馬光寫《通誌》的時聞，花了 9年工夫。第二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哲宗命範祖禹和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校讀一遍，於校讀完畢後送往杭州雕板印刷。7年後，全書才印成。其時，司馬光去世已經7年了。
《資治通鑒》294卷，另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總共354卷，所記內容上起戰國，下迄五代，包括1362年的史事，是我國曆史上包容年代最長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
自從可馬遷創立紀傳體以後，編年體史書逐漸不受重視。唐以前雖有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等書流傳於世，劉知幾在《史通》中也曾說過“班荀二體，角力爭先”的話，但是事實上史家編史多重紀傳而輕編年。《資治通鑒》一出，實為編年體複興大張聲勢。以後，《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等編年體名著不斷問世，才是真正出現了編年體與紀傳體“角力爭先”的熱烈場麵。
《資治通鑒》按時間先後敘述史事，對各種史事發生的前因後果說得係統明晰，能給人以完整的印象。曆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司馬光能巧妙地把人物的活動交代得清清楚楚，如赤壁之戰中的曹操、諸葛亮、周瑜等在戰爭過程中的種種表現，寫得栩栩如生，令人有呼之欲出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