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寫的編年體通史，初稿曾一度以《通誌》命名，後來成書時才由宋神宗賜名為《資治通鑒》。在《資治通鑒》問世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史壇上真的出現了一部以《通誌》命名的巨著。它是紀傳體通史，是著名史學家鄭樵的作品。
鄭樵字漁仲，別號溪西逸民，人稱夾潦先生，福建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鄭樵出生於一個世代做官的望族之家，祖父鄭宰是宋神宗時代的進士，父親鄭國器是個太學生。鄭樵從小在父親的教育下讀書，學習很是勤奮，進步很快。在他16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按照封建社會的規矩，父母去世，兒子必須守孝三年。在守孝期間，不能隨便談笑和參加各種娛樂活動，也不能和別人交往，更不能去參加科舉考試，就是已經做了官的人，也要請假回家守孝。鄭樵為了遵守這一套封建規矩，就約了他的堂兄鄭厚，兩個人一同住到莆田縣西北的夾潦山上，一邊守孝，一邊用功讀書。
夾潦山上的生活很清苦，粗茶淡飯度日，但兄弟倆在一起切磋學問，仍過得很愉快。他們日夜苦讀，光陰二刻也未曾虛度。幾年以後，鄭厚外出應試做官，鄭樵一人仍留在夾潦山苦讀。他一共苦讀30年，用10年功夫攻讀四書五經，花3年時間攻讀禮樂，3年攻讀文字音韻學，五六年攻讀天文地理、蟲魚草木和方書之學，八九年攻讀圖譜之學和研究亡佚的圖書。鄭樵的學習態度非常認真，不管攻讀什麼學問都一絲不苟，直到把各種疑問都徹底弄清楚才肯罷休。如研究天太學，他不僅熟讀了古代流傳下來的天文學著作《步天歌》，並且到了秋天的夜晚，讀一句，仰望天空，搜尋一個有關的星座加以仔細觀察。一連幾個晚上，把天空的星座全都認識了一遍。又如研究鳥獸蟲魚草木之學，他就常常跑到田野裏和江河池塘邊去仔細觀察，還向農民、漁翁、樵夫、獵人請教有關各種動植物的知識。他說：一般讀書人光知道死讀書，術認識田野裏的實物，而農民、樵夫等又往往不識字，沒有讀過詩書，即使書上記載錯了，也沒法更正。這樣一來，鳥獸蟲魚草木之學就成了無人研究的學問，這多麼可惜。
鄭樵不光重視對自己身邊經常能看到的東西仔細觀察，跟書本知識相印證，並且他還到各地去旅行，了解自己平日所見不到的東西，拿來跟書本知識相印證。他以司馬遷為榜樣，出外遊覽名山大川，過了十年遊曆生活，極大地開闊了自己的眼界。
鄭樵讀書的時候很注意係統性，他常常花費很多工夫去整理自己的讀書筆記，然後根據自己的體會寫成新的作品。他說：“求學問像帶兵打仗一樣。善於帶兵的將軍，懂得怎樣約束部下，怎樣進攻，怎樣防守，一切行動都很有條理；善於讀書的人也必須懂得整理知識，把知識整理得有條有理，才能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
古時候的人讀書非常不容易，活字版印刷術雖然在北宋時候已經發明了，可是應用還不很普遍，大多數的書都是手抄本。抄一本書非常不容易，常常要一二年的時間。因此，有書的人對書都植珍惜，輕易不肯把書送人，甚至也不願把書借給別人看。鄭樵向人借書看，非常守信用，到時候必定歸還，所以別人都肯把書借給他。鄭樵為了更好地搜訪圖書，總結出了一套找書的辦法，那就是：按學科門類去找書，按相近或相關的學科去找書，按作者的地方籍貫去找書，從私人藏書家那裏去找書，按作者的研究方向去找書，按曆史年代的關係去找書。這樣有目的地去尋找自己所需要的書來讀，就不會如同大海撈針一般盲目地亂找了。這樣有目的地找書，也能把一些書籍亡佚的情況大致摸清楚了。正是因為鄭樵下了這樣大的功夫去讀書求學問，所以到了40多歲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位學識淵博著述豐富的大學問家。他在給宋高宗上書並獻上自己著作的時候，頗為自負地說：“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雖不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