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佑的《通典》雖是一部鴻篇巨著，但是內容隻寫到唐代為止，唐以後的典章製度，直到宋代還沒有一部可靠的書記載；而且杜佑長於言禮，多存古訓，200卷的書中禮就占了100卷，這對於研究儒家經書雖然大有幫助，但想要從中了解更多的典章製度的沿革則似嫌不足。因此，其書既要續寫，並且其內容也還得大大擴充。這續寫與擴充的任務，到了宋末元初，終於由當時的一位典製史專家予以完成。這位典製史專家就是馬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號竹洲，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生於一個世代書香官宦之家。父親馬廷鸞自幼甘貧力學，進人仕途後任史官多年，因職務之便，得以博覽許多珍貴文獻，頗有著述之誌。宋度宗鹹淳五年（1269年、馬廷鸞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掌握朝廷機要，又了解到了不少關於典章製度的重要材料。但由於他為人正直，遭到當權的奸相賈似道排擠，隻好稱病棄官回鄉，讀書課子。馬端臨是父親的次子，他曾從師當時著名學者理學家曹涇，19歲以父蔭補承事郎，20歲漕試第一。他本欲進京參加會試，因父病需要照顧，隻好放棄這條通過科舉考試做官的道路，繼續在父親的督促下讀書。不久，南宋滅亡，馬端臨更是絕意仕途，不願出任元朝的官職。原先與馬廷鸞同朝為官的留夢炎，在元朝做了吏部尚書，曾來邀請馬廷鸞、馬端臨父子出山為元朝服務，也被婉言謝絕。馬廷鸞本來熟悉朝章國典，並且也已搜集到了不少資料。他決定利用退隱山林的閑暇，編撰一部名為《讀史旬編》的著作，寄托自己的情誌。馬端臨一麵協助父親搜集資料，一麵自己也在醞釀著編撰一部典章製度史的計劃。不久，父親去世，馬端臨先後出任饒州慈湖書院山長和衢州柯山書院山長，並開始著手編撰專講典章製度史的《文獻通考》這部巨著。
大約經過20餘年殫精竭慮的努力，馬端臨終於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完成了多達348卷的《文獻通考》。這一年，他54歲。10年之後，即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仁宗命道士王壽衍外出尋訪有德行才學之士，準備任用。當王壽衍來到饒州時，當地名儒介紹馬端臨身懷有用之學，堪稱濟世之才，並特地介紹了他所編撰的《文獻通考》為浩瀚該博、有益治道之書。於是王壽衍就將《文獻通考》奏上朝廷。仁宗敕命雕板刊行，並請篤端臨親自擔任校勘之責。雕刻這部巨著費了三年時間，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才告完成,其時馬端臨已是69歲的高齡了。第二年，馬端臨病逝於家中。他的著作除《文獻通考》外，還有《多識錄》153卷、《大學集傳》1卷、《義根守墨》3卷，可惜除《文獻通考》外，其他幾種都已散佚了。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348卷的安排是：分典章製度為24門，其中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等19門為杜佑《通典》所有的內容，但馬端臨分門更細，內容更具體，考證更詳核。另有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則是《通典》所無，由馬端臨根據正史中的經籍、藝文、天文、五行、災祥等誌和曆代會要的各種表新創的。《文獻通考》所具有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通”。馬端臨繼承杜佑；鄭樵的觀點，認為治史必須會通。他說：“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製，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這就是說，他是主張像司馬遷那樣寫通宋的，反對班固那樣斷代為史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雖是通史，但“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製。”馬端臨自己是主張把章製度史寫成為通史的，因為這樣可以從典章製度的角度來探討理亂興衰的根源，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些。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特別著重於經濟問題的記載與論述，24門中，與經濟有關的門類占了8門。這8門不但有大量的史料依據，並且還引用了曆史上許多先賢的有關論述。馬端臨自述他編撰《文獻通考》的原則是“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單思，悠然有得，則竊注己意，附其後焉。”這就是說，他的書大致有文、獻、注三個部分，“文”就是從經書、正史，並參考曆代會要，百家傳記中采集來的有關的曆史記載。“獻”就是前賢對這些事的有關議論。“注”就是馬端臨經過思考後所發表的獨立見解。馬端臨的編書原則，特別在有關經濟問題這部分掌握得最好。這也就是說，他編撰《文獻通考》並不是史料的堆砌和前人言論的彙編，而是有他自己研究心得的結晶。把現成的史料和前人的言論進行去粗取精、有條有理的編集，這已經需要有分析批判的能力才能做到，而對這些事物進行深入思考後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這就更加需要具有敏銳的眼光和科學研究的能力才行。由此可見，馬端臨編撰《文獻通考》，確實是他在史學方麵具有才、學、識三長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