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變更後繼任者也有盈餘管理的動機。繼任者進行盈餘管理的考慮是因為，第一個財政年度中的會計收益與管理福利不相關，一般從上任後的第二年開始算起。況且繼任者對過去的績效不負責任。繼任人會在接任當年采取傾銷不理想營業項目和不盈利的部門等措施進行盈餘管理。新任經理會對當年的會計報表施加強有力的影響而人為地操縱會計報表，盡可能地抹黑接任時的公司績效境況，越消極越好，一般來講更換當年度的公司業績會很糟糕。這其中伴隨的盈餘管理活動就是所謂的“大清洗”現象。一方麵可以將過去劣等績效歸咎於前任，即推卸責任；另一方麵為以後自己負責任條件下的績效水平的提高做鋪墊，以創造兩種績效之間的懸殊性。提供了企業績效改進的可能性和空間，從而對經理人的報酬福利產生積極影響。DeAnge1o（1988）發現繼任經理人傾向於采取盈餘管理調低收益，以此將業績較差的原因歸咎於其前任的決策失誤，並使得下一年的利潤有更大的提升空間。所以繼任者存在減少收益（即利潤衝洗）的動力。La Salle，Jones和Jain（1993）將此稱為“責備假說”。但從繼任後第二年起，繼任者可能采取增加報告收益的盈餘管理方案來顯示其績效的改進。Purlieu（1993）用73家美國上市公司的CEO更換為樣本，檢驗高級管理人員更換與盈餘管理的關係，發現繼任經理在第一年操縱收益項目將利潤調低，目的是調低未來績效的衡量參考標準；第二年在該經理管理下取得的收益都有顯著提高。在非常規更換中繼任經理有更強的動機和機會去實施盈餘管理。
我國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在上市公司的高管變更過程中也存在盈餘管理現象。例如奚俊芳等（2006）以2002和2003兩年間發生第一大股東變更的120家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運用會計研究法研究公司控製權轉移的績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公司經營業績綜合得分，考察了控製權轉移中是否存在盈餘管理問題。研究結果表明，高管都發生變動的公司比沒有變動的公司來說引起了公司業績的提高，不過他們的回歸分析表明，這些業績的提高部分來自於盈餘管理，這可能是更換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通過盈餘管理向繼任者表明自己較高的管理效率。
李延喜，雷晶晶，姚宏（2009）以中國上市公司2003-2008年數據，對不同治理結構下高管正常變更前一、兩年的盈餘管理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董事長在正常變更前一、兩年有調增利潤的行為，且變更前一年的調增現象比前兩年要顯著，但沒有證據顯示總經理正常變更前存在顯著的盈餘管理行為。研究還發現，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對董事長正常變更誘發的盈餘管理行為能夠起到有效的抑製作用。
杜興強，周澤將（2010）以中國上市公司2001-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了高管（董事長或總經理）變更和高管的繼任來源兩個因素對於盈餘管理的影響。在控製了其他可能影響盈餘管理的因素之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高管變更導致了顯著的負向盈餘管理行為；外部繼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對於內部繼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傾向於進行顯著的負向盈餘管理。附加檢驗也揭示，高管離職的原因會給繼任高管的盈餘管理行為帶來不同的影響。研究表明，高管變更和繼任來源是盈餘管理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為理解中國資本市場盈餘管理的機會主義行為動機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
6、股東財富效應與高管變更
公司的高管更換是公司的一項重大決策。這一決策的重要性從更換公告發布前後股價的波動上可以體現出來。理論界有兩種觀點解釋高層更換的股東財富效應。其一是特殊人力資本觀，若離職的高管人員具有特殊的人力資本價值使得公司很難在經理人市場中找到合適的替代者，或者說尋找替代者的成本較高，這類高管人員的離職將影響到公司的價值，從而引起股價的波動。相反如果離職的高管人員隻具有一般人力資本，尋找這類高管人員的成本很小，甚至可以認為，其契約成本為零，那麼這類高層更換就不會影響到股價。另一種觀點是信號傳遞觀，高層更換向股市傳遞出某種信號，股價波動是對該信號的反應。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性，股市可能產生兩種反應：一種是股市認同董事會的這一決策是為了提高公司未來的業績；另一種反應則出乎董事會的意料，市場接收到的信號是公司需要更換高級管理人員說明公司之前的業績不好，尤其是當公司做出更換決策之前的業績較好時，市場會調低其對該公司經營業績的預期值，從而市場對這一決策的反應就體現為負的累計超額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