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上，年羹堯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詢，賜送藥品。對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在京情況，年貴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雍正也時常以手諭告知。賞賜美食珍寶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賜給年羹堯荔枝，為保存鮮美，雍正令驛站6天內從京師送到西安，這可與唐朝向楊貴妃進獻荔枝相比了。雍正對年的寵愛無以複加，而同時他也把年抬高到一個年自己並未察覺到的危險位置，為年之死種下隱患。
事物發展如果逾越了規律必然導致走向反麵。年羹堯難道不知道家奴不出籍不能為官的道理？年羹堯其實是被自己輝煌的業績和巨大的權勢蒙蔽了雙眼，在一片恭維和讚頌聲中自我膨脹起來，這很快引起了雍正帝的反感。
輝煌的業績衝昏了年羹堯的頭腦，他“既受天眷，日漸驕傲”，終於走向了反麵。
他妄自尊大，不守臣道。在四川，年羹堯把康熙的行宮當作自己的中軍營帳，每天有1000多人為自己運送蔬菜食品，吃飯稱之“用膳”。在軍中，蒙古諸王見他必須下跪。對待朝廷派來的侍衛用盡各種威逼恐嚇之手段，讓這些人直把年當作親爹一般。他們被用作儀仗隊，充下人役使，為他前引後隨，牽馬墜鐙。按清代製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全禮，跪請聖安。但雍正帝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他在與督撫、將軍往來的谘文中，擅用令諭，語氣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帝欲為此親撰序言，但年羹堯以不敢“上煩聖心”為借口，代雍正帝擬就序言，要雍正帝頒布天下，如此僭越無度，雍正帝能不寒心！在雍正心中，年已經成為第二個吳三桂。
雍正二年十月他進京時，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跪迎。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隻是點點頭而已。在京期間，他外出時，先令百姓填道，屆時戒嚴，店鋪關門停業。凡人給他送禮必稱“恭進”，而他給屬員之物稱“賜”，接見新屬員稱“引見”，儼然皇帝對待臣子。年羹堯還“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儼然成為總理事務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麵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
他接受賄賂，侵吞軍餉。除他的親信外，凡走他“後門”以求一官半職者，都要給他進獻厚禮，多者竟達現銀2萬兩。僅僅人事安排一項，最多的一次收受40多萬兩白銀，那時一品大員一年的俸祿才180兩銀子，可抵得上1萬個八品官一年的收入！
由於常年統兵在外，他還多次侵吞軍需，多者達100多萬兩。
他排除異己，結黨營私。在保舉官員時，他濫用私人，凡由他舉薦者稱為“年選”，連吏、兵二部也不得不給以方便。這樣，他把自己的親信全部安插，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年黨”。他的大小親信分別占據各個要害部門，雍正皇帝當然如坐針氈。按規定，奴仆未出籍不得做官，而他的家奴桑成鼎卻做了知府，魏之耀也當了署理副將。這些在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不滿，難怪山西按察使蔣洞說他“恣憑胸臆，橫作威福”。實際上，他是把自己放在了極其孤立的地位。
年羹堯苛待部下，為人殘暴。這大概也是最不得人心的一點。年羹堯性情急躁，喜怒無常，稍不如意就濫罰屬下，甚至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如他曾為兒子請了一個私塾先生，一日，一仆人為其盛飯不慎掉下幾粒米，年羹堯即命人將仆人推出砍了，嚇得教書先生目瞪口呆，隻想盡快回家。在青海打仗時，某天年羹堯搶到一部落的美貌女子，當晚命都督在營門口站崗，都督認為年在雲雨快活，肯定無遐顧及查崗，遂讓人替崗。結果，年羹堯半夜巡視，大怒，最後竟將兩人全處死了。再比如他曾派兵包圍一個村落，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血案。對於官員也是一樣，四川巡撫蔡珽、驛道金南瑛等，都被年羹堯以莫須有的罪名罷免，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於是，大臣紛紛上表彈劾年羹堯，就連他的副將嶽鍾琪也彈劾這位頂頭上司。
張廷玉曾言：“本來就是用年羹堯來攘外，外患既除，還不知收斂，死期不遠。”本來，功高蓋主之人是最應該要懂得韜光養晦的，更應該懂得要及時抽身，年羹堯居然不退反進，想把10萬大軍培養成軍閥實力，又插手地方政務，培植個人勢力。對此種張狂，凡是人主都不肯饒，更何況是雍正這樣一個以每天殺一名臣子而著稱於世的鐵腕皇帝。
結束陛見回任後，年羹堯接到雍正的朱諭：“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這件朱諭一反過去嘉獎讚賞的詞語，向年羹堯敲響了警鍾，此後他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可是沒有等年羹堯反應過來，雍正轉臉就跟有關官員打招呼，啟發他們揭發年羹堯的劣跡，為其垮台做輿論準備，並剪除其親信。
就在年羹堯驕橫日甚之時，有識之士即已看到了他的下場。《嘯亭雜錄》卷一《年大將軍先兆》記載：年羹堯在他的府第匾額上書“邦家之光”，有人嘲笑說：“可改為敗家之先”。真是旁觀者清。他不僅遭到了群臣的嫉恨和反對，而且觸怒了雍正。雍正自登基之初即著手整頓吏治，而且賞罰分明，因而對年羹堯的貪贓枉法是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年羹堯進京時的表現，更使他改變了態度。
雍正二年十一月，工部郎中嶽周以現銀2萬兩請托年羹堯，希望薦為西安布政使。年未接受，奏報了皇帝。這件事使雍正產生了疑慮：一個能接受如此賄賂的大臣不可能是循規守矩的。但當廷議將嶽周正法時，雍正卻改為監候。不久，又發生年羹堯參奏四川巡撫蔡埏逼死重慶知府蔣興仁一案。刑部議，按律擬斬。而雍正又下諭從寬免罪。對這兩件事的處理，雍正說得很明白：“朕思蔡埏所犯，係年羹堯參奏，今若將蔡埏置之於法，人必以朕為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埏矣。朝廷威福，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如嶽周之罪，本應即行正法，因係年羹堯所參，故改為監候。”寥寥數語，道出了內心之所慮。
最使雍正痛心的是，他看到了自己在用人上的失敗，以及親手建立的情報網在年羹堯處的失靈。雍正登基以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粉碎結黨行為，曾派侍衛細心搜訪顯要大員的情況，以掌握各方動態，據說，雍正的手段非常厲害。雍正並不忌諱談到告密，他標榜自己“朕勵精圖治，耳目甚廣”。從現存的資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觸角遍及全國各地，有以密折製度為依托的明線，又有由特工所織成的若幹暗線。一切都是無形的卻又很製度化。其情報網組織的人員，一為科道言官和寫奏折的官員；二為雍正所培養的一批禦前侍衛；三為通過各種渠道推薦給各省督撫的書記、長隨等。
因此，“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故人懷畏懼，罔敢肆意為也”。在人人畏懼的情況下，惟獨年羹堯恣意妄為，而情報網又偏偏在這裏出了問題，有關年的行動，竟無片語隻言的報告。但是更令雍正感到特別意外的是，他派去監視年羹堯的特務，竟然給年羹堯牽馬，充作下人。雍正感到格外痛心，想不到自己最信任、最重用的人，竟然是最有負於他的人。自然，愛之愈深而恨之愈切。對此，他一方麵感到自責，一方麵又轉向對年羹堯的發泄。而他整人的策略是“不遇事發，姑不深究”。說確切些，就是要尋找機會。不久，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是世界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年，但對滿清雍正王朝來說卻是異乎尋常的一年。
在這一年二月，天空出現了一個奇特的天文現象，太陽還沒有下山月亮就出來了，而且正好趕上金、木、水、火、土五星連珠，這種現象大概要一兩百年才可能趕上一回，所以曆來被認為是大吉大利。因此，百官是紛紛上書，上表祝賀皇上，說這是咱們皇上英明，天降吉祥。那年羹堯當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書時用了一個詞“夕惕朝乾”，原詞出自《周易》，意思是說有道德的君子、有學問的人整天都是非常勤奮努力，到了晚上，還總是想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合適，明天是不是做得更好一點。年羹堯把常用的“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讓雍正給抓住了，雍正認為他是有意倒置，心懷叵測，他在上諭裏麵說：“謬誤之處，斷非無心。”
雍正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革職，署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亂。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這位朝廷重臣自事發之日起，竟毫無準備。初調抗州時他托辭不願前往，到杭州後仍抖威風，以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
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並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殘忍罪4條，忌刻罪4條。實際上有很多罪名，是強拉硬扯、隨便上綱的。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立斬的就有30多條。
一個被皇帝視如手足的權臣，一夜之間成了十惡不赦的罪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年羹堯在監獄裏上書哀求，他說：把我這條狗，把我這匹馬留下，慢慢地給主子效力。雍正念年羹堯青海戰功，格外開恩，賜他獄中自裁。畢竟不必殺頭，可留下個全屍，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蕩。
據說那晚，年羹堯沐浴後伏地長跪遙拜父母，他看著撲閃的青燈，聽著長長的南屏鍾聲，提筆寫道：“晚鍾送殘月，孤燈落碎花。北風凋碧草，胡馬騰白沙。”並咬破中指以血在牆上寫下“狡兔死，走狗烹”6個大字，寫畢，徑向懸掛著的白綾走去。
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他的兒子被斬，其他15歲以上、嫡親子孫都發到邊疆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叱吒風雲一世的年大將軍，終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是年，年羹堯47歲。
僅僅用了14個月的時間，年羹堯就從權力的巔峰跌入死囚牢中，不僅他本人做夢也想不到，就是許多王公大臣也覺得奇怪：年羹堯的92條大罪狀可謂件件有據可查，難道這是新發現的嗎？顯然這是秋後算賬的結果。那麼，他獲罪失寵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他送命的症結又在哪裏？
被永遠禁錮的國舅爺隆科多
隆科多的權與貴是皇帝給的，皇帝自然也能奪走，雖然貴為國舅，而且有著充分的思想準備，但也未能逃脫這一命運。因為這是一種思維定式，世人無論是誰，隻要坐（搶）到這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主地這樣去想去做。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人搶去。所以，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隆科多步入軍界和政壇，並青雲直上，多半是由於他的祖輩、父輩對清廷的莫大功績與尊榮，以及他同康熙間的至親關係等因素所促成的。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隆科多被任命為一等侍衛，不久又擢鑾儀使兼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又兼任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因其部屬違法妄行，被康熙發現，諭責隆科多不實心辦事，革除其副都統、鑾儀使之職，仍任一等侍衛。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隆科多又突然升遷，被授為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開始掌握軍權。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十一月，任理藩院尚書，仍管步軍統領事務。
康熙晚年，諸皇子之間爭奪儲位鬥爭激烈。隆科多本來“與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後來，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竭力同日益受寵的胤禛拉關係。而急欲登皇位的胤禛看到隆科多握有軍權，就設法同他暗相勾結。在這種情況下，隆科多同胤禛的關係空前密切，成為當時清朝政局頗為關鍵的兩個人物。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月，隆科多奉旨同胤禛一道清查通州（今北京通縣）各個糧倉，以防不敷和黴爛。十一月，康熙病重，隆科多奉命侍疾禦榻前。康熙在暢春園死後，隆科多宣讀“遺詔”，由胤禛即帝位。胤禛正在痛哭之時，隆科多又提醒他說：“大行皇帝深惟大計，付授鴻基，宜先定大事，方可辦理一切喪儀。”於是，胤禛決定護送其父遺體進城，令隆科多，允祥負責備儀衛、清禦道。他還命隆科多率軍警衛京城，關閉九門6天，“諸王非傳令旨不得進”大內，以防允禩集團乘機搗亂。胤禛實施的這些保安措施，遏止了朝廷內部可能發生的政治變故，而在這當中，隆科多立下了汗馬功勞。從此，隆科多成為新政權的核心人物。康熙去世不久，胤禛就任命他為總理事務大臣之一，把其父在第一次廢太子中獲罪失去的一等公爵銜賞給隆科多，並稱隆科多為舅舅，這是異乎尋常的。顯然，胤禛是把封爵、尊稱和總理事務大臣三個頭銜作為對隆科多扈翼登基之功的酬謝。同年十二月，又以隆科多在辦理康熙殯葬事務中“克殫悃誠”，“諸事允當”，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讓其長子嶽興阿襲，次子玉柱出侍衛擢鑾儀衛鑾儀使。後又任命他為吏部尚書，仍兼步軍統領。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隆科多奉命主持會考府事務，專司各省奏銷錢糧。三月，命加太保。四月，雍正親賜隆科多“世篤忠貞”的禦書匾額。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隆科多被任命為撰修《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宮、撰修《大清會典》總裁官和《明史》監修總裁官。六月，他又奉命兼管理藩院事務，並受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及鞍馬紫轡。至此，隆科多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恩榮達於極點，被雍正稱讚為“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也”。
雍正即位初期，政局不穩，他勸諭隆科多和年羹堯這兩個左右手同舟共濟，內外鼎助。為了實現這個圖謀，他甚至自行做主，把內弟年羹堯的長子年熙過給隆科多做兒子。其實，隆科多已有兩個兒子，但能得到皇上的非同小可的恩賞，他感到萬分欣喜，說自己命中該有三個兒子，這第三子即如同上天所給。隨後，他將年熙更名為得住，並向雍正發誓，一定會同年羹堯親密共事。
然而，對隆科多和年羹堯這二人來說，權重必擅，賞多必驕。隆科多自恃有功，在朝廷內部專橫跋扈，攬權逐利。如在吏部，司官對他“莫敢仰視”，唯命是從。他所經辦的銓選，人們稱之為“終選”。在諸王麵前，他傲慢無禮。有一天，皇十七子允禮進宮，隆科多碰見了，他不按規矩跪一腳問安，僅起立表示致敬。允禮當時也不敢得罪於他，遂向他欠身而過。這時的隆科多變得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同年十一月，雍正已察覺隆科多這方麵的問題，他在河道總督齊蘇勒的奏折上密諭：“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光景，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疏遠之。”
隆科多雖專擅逞威，但頗有心計。他預料到自己的權位並不穩固，因而在許多事情上都留了後路。他很早就把財物轉移到各親友家中，以防雍正抄家。他參與了雍正的奪儲陰謀，意識到皇上遲早會除掉自己。他借諸葛亮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來抒發自己的恐懼心情。他擔心權位過重，會引起雍正的疑忌，於是主動提出辭掉步軍統領之職。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起，隆科多開始失寵，被解除步軍統領之職。五月，他同年羹堯一起，遭到雍正的譴責：“朕禦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以心膂，毫無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效。孰知朕視為一德，伊等竟懷二心，朕予以寵榮，伊等乃幸為邀結，招攬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致陷朕於不明。朕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隻有自咎而已。朕今於隆科多、年羹堯但解其權柄，不加刑誅者，正以彼等之妄謬，皆由朕之信任太過，是以惟有自責，而於伊等一概從寬也。自今以後，既覺其奸偽，曉諭眾知，不複信任，假以要權。”並警告其黨羽，應與他倆劃清界限，斷絕聯係。六月，雍正又以其子玉柱行為卑劣，命革鑾儀使等職，交隆科多管束。接著，又以隆科多徇庇年羹堯之罪和議敘銀庫各員不從公商酌為由，令交都察院嚴加議處。都察院奏議革去隆科多一等公爵，但雍正不同意，命削其太保銜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並命往甘肅阿蘭善等處修理城池，開墾荒地。
雍正對此安置還不放心，又特意諭示涼州總兵宋可進予以監視，叫他與隆“相見時不須絲毫致敬盡禮”。七月，雍正下令把過去賞賜給隆科多的黃帶、紫扯手、雙眼翎和四團龍等物俱收回，不準使用。顯然，雍正這時不僅不信任隆科多，而且將他看成是誑君背主、植黨擅權的大奸臣。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隆科多被罰往新疆阿爾泰嶺，同策妄阿拉布坦議定準噶爾和喀爾喀遊牧地界，事畢後再同預計前來的俄國使臣會議劃定兩國疆界。雍正嚴厲指出：“此事隆科多非不能辦者，伊若實心任事，恩蓋前愆，朕必寬宥其罪，若心懷叵測，思欲憤事，所定邊界，不合機宜，於策妄阿喇布坦、鄂（俄）羅斯地方生事，朕必將伊治罪。”而後，又命刑部審問隆科多的家仆王五、牛倫。他們供出了隆接受年羹堯、滿保等多人禮物的情形。二月，隆科多奏稱：“臣等驗看寧夏賀蘭山前，搖漢拖輝至石嘴子等處寬闊一百裏，曠野而平，其土肥潤，稈種俱皆發生，其地尚暖，易於引水……若修造渠壩及放水之閘，兩岸可以耕種萬頃地畝。”議政王大臣奏交大理寺卿通智同嶽鍾琪商酌辦理，諭從其議。隨後，兵民前往開墾，並在新開發區設立新渠縣。
這說明隆科多在遭到遣戍之後，依然忠於朝廷。五月，禮部侍郎查嗣庭因文字獄被戮屍梟示，隆科多以薦舉罪受到牽連，但“每奉密旨誥問，俱不吐實”。與此同時，雍正還譴責隆科多和允禩的同夥阿靈阿、揆敘等人互相黨附，邀結人心。八月，隆科多同散秩大臣四格在恰克圖與沙俄代表薩瓦·務拉底恩拉維茨會麵。在談判中，他能堅持正確立場，堅決要求沙皇政府歸還被其侵占的中國大片領土。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宗人府參劾輔國公阿布蘭私將皇室玉牒繕本交給隆科多，收藏在家。阿布蘭被革去公爵，並圈禁家中，旨令隆科多將情由回奏。六月，議政王大臣等議奏：“隆科多私抄玉牒，存貯家中，及降旨詢問，又不據實具奏，應俟辦完鄂羅斯疆界事件，將伊革職，拿問治罪。”雍正針對此事，怒斥隆科多說：“從前差隆科多前去，並非不得其人，以其能辦理而使之也。鄂羅斯事件最易料理，特給伊效力之路，以贖罪耳。及隆科多去後，看其陳奏一應事件，不但不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並不承認過失，而舉動狂悖，全無愧懼，將朕降旨行文查問之事隱匿巧飾，無一誠實之語。伊既不實心效力，則留伊在彼，反致妄行攪擾，毫無裨益，可將隆科多調回，令其速來，未到京以前，爾等請旨，鄂羅斯邊疆等事，著克什圖前往，與四格、圖理琛辦理。”旋以大不敬罪，革去隆科多一等公爵，命其弟慶複襲替。
十月，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罪案，列舉他犯大不敬之罪有5，欺罔之罪有4，紊亂朝政之罪有3，奸黨之罪有6，不法之罪有7，貪婪之罪有16，共計41條大罪。在大不敬的罪狀中，除私抄私藏玉牒外，還說他把康熙賜給他的禦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又說皇上賞給他3000兩銀子，令他修理公主墳墓，但他拖至3年，竟然不修理。在欺罔罪狀中，談到他在康熙去世的那天，他並未在禦榻前，亦未派出近禦之人，但他卻“詭稱伊身曾帶匕首，以防不測”，又“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2萬兵”。在祭祀時，他“做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在紊亂罪狀中有：他在“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又“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在奸黨罪狀中，說他交結阿靈阿、揆敘以及保奏大逆之點嗣庭。在不法罪狀中，說他“任吏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指控他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在貪婪罪狀中，列舉了他接受賄賂的名單和銀數，納賄銀多達50多萬兩。雍正覽奏，諭諸王大臣等曰：“隆科多所犯41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麵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則有所不忍。”在這種情況下，雍正免其正法，命於暢春園外附近造屋三間，把隆科多永遠禁錮在那裏，以恕背恩之罪。他的財產被全部用於抵賠追贓，長子嶽興阿被革職，次子玉柱被發往黑龍江當差。就這樣，盛極一時的顯宦之家，最終毀於一旦。隆科多悲憤至極，翌年死於禁所。
舉人出身的首輔鄂爾泰
從對鄂爾泰的重用，可以看出雍正用人的不拘一格，因為在那個重“出身”的年代，舉人的學曆大概僅相當於現在的大專。但鄂爾泰很爭氣，他用自己的勤奮和能力證明了能力比學曆更重要。
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生。先人投歸努爾哈赤，為世管佐領。祖父圖彥突官至戶部郎中，父親鄂拜為國子祭酒。鄂爾泰6歲入學，攻讀四書五經，8歲開始作文，練習書法，16歲應童子試，次年中秀才，19歲補廩膳生，次年中舉，即進入仕途。
鄂爾泰官運的轉機是在雍正帝即位之時。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為雲南鄉試副主考，五月，被越級提升為江蘇布政使，成為地方大員。雍正三年又晉升為廣西巡撫。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覺得他仍可大用，改封為雲南巡撫，管理雲貴總督事，而名義上的雲貴總督楊名時卻隻管理雲南巡撫事。所以，鄂爾泰在西南開始官職雖為巡撫，而實際上行使著總督的職權。
鄂爾泰曆任封疆大吏和宰輔，對農田水利一貫比較重視。在江蘇布政使任上，察太湖水利，議修吳淞、白茆，因迅速離任而未得實現。雍正後期督巡陝甘時，規劃屯田事宜，乾隆初年，巡視直隸河道，條奏開治之法。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閱視運河河道。鄂爾泰還在地方上推行耗羨歸公等項政策，注意荒政、漕運。但是這些方麵都沒有做出明顯成績。他一生最有意義的政績是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鄂爾泰作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寵臣，還向朝廷貢獻用人的意見。他對於才與德、能力與職務等關係以及如何識別人的賢佞等問題上，提出他的見解與建議。有時，他就雍正帝的提問和觀點而展開討論，他們君臣之間的議論，雖然是從那個時代的現實出發的，但在今天看來，還是饒有趣味的，因為他們的對話很精彩，時時流露出真知灼見。
雍正四年八月，鄂爾泰在論用人的奏折中寫道：
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為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
他強調，用人一定要得當，什麼職務、什麼差事，用什麼樣的人，人職相當，就能發揮人的才能，該辦的事情就能辦好。人盡其才了，職務就沒有虛設。一個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可就是不適合擔任那種職務，而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發揮出來，反倒會把事情耽誤了，這樣既毀了人，又壞了事。他認為任用官員要人才與職務相適合，最終目的是要把事情辦好——“政無廢事”，就能把國家治理好。這是他考慮用人問題的出發點。
鄂爾泰的奏議引起雍正帝的極大興趣，隨即在他的奏折上寫出一篇議論：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隻以留神用力為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誠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
“用有才能的人”，這對於君主和大臣們來說，並沒有異議。問題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這樣的人還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們。雍正帝不這樣認識問題，也不這樣來處理對一個人的任免。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從而與那些庸愚聽話的人不同，不容易駕馭，但他認為不必懼怕他們，應當用心去掌握他們。在這裏，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這是說人才難得，對已經湧現出來的幹才，盡管他們有缺陷，也要愛惜，不能摧殘。愛惜的方法之一，是對他們加強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過失，以利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
鄂爾泰見到朱批後，具折陳述自己的意見：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己。忠厚老成而略無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眾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
他認為，國家設官定職，出發點是為了辦好事，不是為用人，尤其不是為養閑人，誰能把事情辦好就應當用誰，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這個前提下，對於有缺陷的能人加強教育，對不能辦事的善人，或調換職務，或離職賦閑，讓出缺位給有能力的人來幹。他進一步說明和發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的思想主張，雍正帝看後大為欣賞，稱讚他的說理“實可開拓人的胸襟”。
歸結起來，鄂爾泰與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個共同點是，以能力為旨歸，大膽使用人才，而對有德無才的人，盡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妨礙政事。在對德和才的要求上，他們把才擺在了第一位。第二個共同點是，對有缺點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縱，而是加強對他的教育與管束，使他的才能發揮出來，防止他品德的缺陷敗壞政事。第三，這樣的用人原則是為辦好國事，有利於國事者即任用，無利者不管他有什麼值得重視之處，也不給予官職。國事第一，這個用人原則實有高明之處，處在封建時代的這對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慮同個人的關係、個人的好惡，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對於人才“惜之、教之”的方針，是讓人才從自身的負擔中解脫出來，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隻有寬闊胸懷的政治家，才能具有這樣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針。就這一點而言，鄂爾泰可以進入政治家的行列了。
雍正朝被表彰實心辦事、認真提參屬員的督撫，有豫撫田文鏡、晉撫諾岷、魯撫塞楞額、浙撫李衛、粵撫楊文乾、贛撫邁柱，當然還有雲貴總督鄂爾泰。鄂爾泰基於他對屬員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參劾了一些人，大體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對鄂爾泰說：“卿之識人，實越常人。”又說：“卿之識人感人，朕實信及。”雍正帝在這方麵對鄂爾泰的評價，反映了鄂爾泰善於識別人才的實際。鄂爾泰有著可貴的用人思想，並知人善任，正是這個原因，促成了改土歸流事業的成功。
鄂爾泰的發跡，在於巧遇雍正帝，這種君臣際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識密切相關。
鄂爾泰自20歲中舉，即被召為侍衛。他的為政行事可以歸結為兩條，一是信奉和講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時中舉，訓誡他們說：“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後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終身，是所望耳。”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勵。二是講求實學治國。鄂爾泰在江蘇布政使任上，對於士子，總覺著他們隻會做八股文，而“實學尚少”，因而在考時文之外，加試古文辭。與士人交遊，“輒與論經史，談經濟”。這兩條，即忠君作為做人的根本，講實學作為從政的指導思想。
鄂爾泰與雍正帝的最初接觸，是在康熙年間任內務府員外郎時。那時作為雍親王的雍正要求鄂爾泰為其辦理分外之事，鄂爾泰以“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加以拒絕。據記載，有一個暴戾的郡王，強命鄂爾泰替他辦事，鄂爾泰不從，郡王將杖責之，他卻說“士可殺，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謝過。鄂爾泰守著一項原則：忠於國君，忠於職守，不趨炎附勢，不畏強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著剛正不阿的性格。雍正雖然碰過他的釘子，但認識到這是忠君的品質，對皇帝的統治有好處，所以即位之後，不但不記他的仇，反而鼓勵他、稱讚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今命汝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托也”，鄂爾泰以正直守職而得到皇帝的賞識，被越級提拔為江蘇布政使。
鄂爾泰受知於雍正帝，後來關係發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隻是給他加官晉爵，和他討論政事，斟酌用人，對他的恩賜也是少有的，諸如賜福字，追封三代，還特加優遇，與眾不同。比如，雍正帝50大壽，群臣舉觴慶祝，雍正帝未見到在昆明的鄂爾泰，心中不悅，特揀果餅四盤，專程送往雲南，並說：“朕親嚐食物寄來卿食，此如同君臣麵宴會也。”鄂爾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無可名言，天地神明，實鑒實察”。雍正帝在鄂爾泰的奏折上答道，他默祝“上蒼厚土、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後來，鄂爾泰奏稱，到雲南後連得2子，已有5個兒子了，感謝皇上的祝願和賜福。雍正帝回稱，他的祝禱出於至誠，“今多子之願既應，其他上蒼必賜如意也”。鄂爾泰在西南期間，雍正帝對他的賞賜幾乎無月無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對此種恩榮詳加記敘，觸目皆是。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顧君臣之體，稱鄂爾泰為朋友。雍正五年，鄂爾泰奏稱他勸導新任雲南巡撫朱綱如何忠誠於皇帝，雍正帝閱後批答道：
朕含淚觀之，卿實為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實嘉悅而慶幸焉。
是年有所謂黃河清祥瑞，內外群臣上表稱賀，其中鄂爾泰、楊名時的賀表不合規式，通政司照例題參，雍正帝卻隻讓議處楊名時，而不及鄂爾泰，同一時間發生的同一性質的錯誤，何以有迥然不同的處理？雍正帝的解釋是：“鄂爾泰公忠體國”，是“純臣”，“求之史冊亦不多覯”，故不忍以小節而加處分，而楊名時“毫無親君愛國之心，與鄂爾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寬待鄂爾泰而及於楊名時，所以仍對楊議處。可見，雍正帝偏袒鄂爾泰，已到了強詞奪理的程度。
鄂爾泰的親屬亦得到雍正帝的特殊恩惠。鄂爾泰的長子鄂容，雍正帝在他中舉後引見時賜名鄂容安，於雍正十一年（公元1734年）庶吉士未散館時，被破例用為軍機章京，“欲造就成材”。鄂爾泰的五弟鄂爾奇康熙間為編修，雍正帝因其兄而垂愛之，用為戶部尚書兼步軍統領，使之成為親信大臣。鄂昌是鄂爾泰的長兄之子，雍正六年以舉人而為戶部主事，數年之間，曆道員、布政使，至巡撫，飛黃騰達。然其為官“貪縱”，並非傑出人才。鄂爾泰的三兄鄂臨泰之女，經雍正帝指婚，配給怡親王允祥之子弘皎，日後成為王妃。
鄂爾泰對雍正帝的感恩圖報，也出乎常人。雍正五年五月，鄂爾泰得到雍正帝賜物，寫奏謝折說他的心情：“自念遭逢，雖義屬君臣，實恩同父子，淚從中來，不禁複作兒女態。”同年九月的奏折又講：“皇上）愛臣諄篤，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嚴師。”一再講他們君臣的關係如同父子、如同師生，顯見君臣關係之深。
鄂爾泰的趨奉雍正帝，更表現在他違心地助長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爾泰則投其所好，每每以報禎祥取悅雍正帝。他頻頻奏稱雲貴出現諸如嘉禾、瑞鶴、卿雲、醴泉等。雍正六年十二月鄂爾泰奏報：萬壽節那一天，雲南4府3縣地方，出現“五色卿雲，光燦捧日”，次日“絢爛倍常”。雍正七年閏七月，鄂爾泰又奏報，貴州思州和古州在一個月內祥雲連續7次出現。有的官員不讚成鄂爾泰這樣獻媚，大理縣劉知縣說，我怎麼看不到卿雲啊，莫非是眼裏眯了沙子？雍正帝很不滿意這些說風涼話的官員，他說像鄂爾泰這樣的督撫陳奏祥瑞，是出於強烈的愛君之心。雍正帝為支持鄂爾泰，即以卿雲之報而給雲貴官員普遍加官晉爵，鄂爾泰由頭等輕車都尉授三等男爵，雲南提督郝玉麟從雲騎尉晉為騎都尉，其他巡撫、提督、總兵各加二級，知縣、千總以上俱加一級。
鄂爾泰報“卿雲”之前，曾靜投書案發生。曾靜指責雍正帝是謀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來傳說，“卿雲”現是天子孝的表現，鄂爾泰特意說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歌頌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沒有缺陷。曾靜投書案是一場政治鬥爭，鄂爾泰則以報“卿雲”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實際是一種政治行動。鄂爾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說的荒誕，對奚落他的大理縣劉知縣不但不記仇，反而嘉許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薦他。他不惜毀壞自己的名譽，假造祥瑞，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見他的忠君之心。
乾隆帝即位後，鄂爾泰仍然高官厚祿，但君臣關係遠不如前朝。特別是鄂爾泰與另一大學士張廷玉不和，各自引“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鄂、張本在一室辦公，麵和心非，往往整天不說一句話，鄂爾泰有過失，張廷玉輒加譏諷，使鄂爾泰無地自容。他們的紛爭，為乾隆帝所不能容忍。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鄂爾泰的門生、左副都禦史仲永檀向鄂容安泄漏密奏留中事，獄興，乾隆帝指責他“依附師門，有所論劾，無不豫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異己”，將之囚禁致死，並革鄂容安職。對鄂爾泰雖無懲處，但下吏部議，以示警戒。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內閣學士胡中藻《堅磨生集》案發，胡誅死，與其唱和的鄂昌被株連自盡。胡中藻亦是鄂爾泰門人，乾隆帝指責鄂爾泰搞朋黨，說如“鄂爾泰猶在，當治其植黨之罪”。所以鄂爾泰晚年，君臣關係平常，致貽身後之咎。總起來說，鄂爾泰基本上實現了忠君思想，以此為雍正帝所知遇，晚年培植私人勢力，“忠”上的缺陷，導致君臣關係大不如前。忠君在封建的道德觀念中是最高的原則，是大節，鄂爾泰對於雍正帝是緊緊地把握了這一點，在大節上成了完人，就站住了腳，而且青雲直上。注意大是大非，抓大事，鄂爾泰深知其中三昧，他說過：“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致糊塗矣。”他認識得很深刻，乃至同他有門戶之見的張廷玉也說：“斯言最有味，宜靜思之。”表示佩服。清末鍾琦在引述鄂爾泰這段話時，讚揚說：“文端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曆。”識大局，顧大體，是鄂爾泰一生的長處，雖然晚節有疵，但不影響他的大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