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王大臣、九卿表明不再公開立皇太子，而將立皇太子的秘密諭旨由王大臣見證藏在匣內，放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待皇帝駕崩時禦前大臣共同拆啟，當眾宣布傳閱，即刻確定獲得提名的皇子的帝位。正所謂公同手啟，立定大統。
關於秘密立儲，有學者認為康熙皇帝已有計劃，但計劃未及實施。姑且不對此說進行辨析，僅就清代的秘密立儲製度而言，無疑是雍正皇帝確立的。這種立儲形式其實也並非清朝皇帝首創。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波斯傳》載：“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為主焉。”康熙與雍正作為飽讀經史的帝王，對古今帝王術絕對是留心的，他們都可能留意過這條記載，隻不過實際情況是雍正皇帝成為了這種秘密立儲製度的實踐者。
秘密立儲因為不過早地宣布皇位繼承人，也不因循嫡長子繼承製，所以有心帝位的皇子，從理論上說都有機會。他們心存希望，在不知父皇好惡的情況下，便會努力用帝王的標準來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求將自己的名字簡於帝心。同時，還因為沒有明確的競爭目標，所以也不可能發生形成龐大政治集團的結黨行為。此法雖不能徹底消弭統治者內部爭奪帝位的鬥爭，卻避免了公開確立皇儲所造成的皇子之間的血腥爭鬥，以及儲權對皇權的威脅，減弱了帝位之爭的激烈程度，使得皇權得以平穩過度，也使以後的皇權鬥爭，變得溫和、充滿計謀。
掉到老農頭上的頂戴
“朕就是這樣漢子”，這句話本身就體現出雍正皇帝的特立獨行，認準了的事敢作敢為的風格。他為了重農，鼓勵勤勞肯幹的老農，竟然賞給八品官的“榮譽”，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一位農民伯伯穿戴八品官服在烈日下耕作，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奇觀。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初九，雍正向各省督撫發了一道上諭，其中說道：“朕自即位以來，無刻不關心農民。但因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以來，戶口日繁，而土地卻隻有這麼多，所以，除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加倍收獲外，要想家給人足是不成的。《周官》所載古有巡稼之官，以勸課農桑，這是為課農而設的；現課農雖無專官，但自督撫以下誰不兼有此任？希望督撫要督率地方官，悉心勸導，且不時谘訪民間疾苦，有絲毫妨礙農事者，一定除去。另外，你們要在每鄉中選出一二勤勞肯幹的老農，從優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勤而惰者可被感化了。”同月二十日，雍正又補充上述諭旨道，朕以為四民中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又次之，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入仕，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苦作，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務本淳樸之行，雖寵榮而非其所慕。而若獎賞要當有加，所以，州縣官府要每年每鄉選舉一個勤勞儉樸、身無過失的老農，給予八品頂戴，榮其身以資鼓勵！
八品官銜，在當時相當於朝廷太醫院禦醫、翰林院的五經博士、國子監學正、學錄等官；在地方也僅次於知縣。雍正為鼓勵勤勞苦幹的老農，不惜名爵，賞給優秀老農八品頂戴，這雖不是實官，不拿朝廷俸祿，隻是個榮譽頭銜，但卻也是古無先例的做法。
其實，授予老農頂戴的做法是雍正重農的一個重要措施，當時，雖經數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戰爭破壞的農業有所複蘇甚至有繁榮的跡象。但各地尚存在大量荒田有待開墾，地方官和胥吏們借機勒索墾荒農民，致使農民不肯開荒耕種。同時，沿海和江南一些地區，也有大批田地撂荒，原因主要是農民感到種地劃不來，而去“逐末”。還有一個原因是農民大麵積種植經濟作物，致使本地糧食不夠用，必須靠外進，而外地地方官又百般刁難，不肯將本地糧食外運。再加上此期人口猛增，吃糧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所以，雍正極力倡導重農抑商，鼓勵農民勤勞耕種，授老農頂戴就是一項重要措施。
雍正在二年首行“藉田禮”後，每年都堅持在春耕伊始，在藉田親自開犁，以示重視農事。同時，他還命令地方各級官員備置藉田，借此親耕活動，使地方官也體會一下稼穡之艱難，從而使他們更切實關心民間疾苦，解決諸如蝗禍、水災等農民的實際問題。並以每歲豐歉作為考核地方官政績優劣的重要標準，政績優異者升之，玩忽職守、欺上瞞下、苛索農民者降罷革斥，毫不寬貸。
為提高糧食產量，雍正一麵鼓勵各地農民積極墾荒，規定：荒田開墾後，水田6年起征稅，旱地10年後起科；一麵鼓勵各地興修水利，預防水、旱、蟲等自然災害。有時，雍正還親自諭令某地要如何治蝗等事，重農之務實難能可貴。同時，為了解地方天氣變化，雍正責成蘇州、杭州、江寧三織造，每月將每日天氣陰晴、雨水、風向等記錄彙報一次；還通過欽差或新任地方官到各地的機會，命令他們將沿途米價、莊稼長勢等情況留心訪查，以便及時奏報。
為備荒年無患，雍正大力提倡民間儲備糧食，興建規模不等的“社倉”。倉糧由百姓捐輸，視捐多少予以獎勵，多至三四百石者可賞八品頂戴。雖然此法難以通行，從中亦可見其心願。
有人擔心糧多了會造成價格下降，進而造成賣糧難等損傷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弊病。雍正不以為然，他表示：果真“小民”勤於耕作，收獲豐盈，以致價賤而難於出賣，則官府出“官價”以平衡米價。這樣，不但農民無後顧之憂，而且，他們手中也會有餘貲了。
不過，雍正重農措施也有難行處，譬如社倉之建、嚴禁官府亂向農民攤派之類，在實踐中就難徹底執行，隻是比康熙時有些新的起色。他想用政治、社會地位和榮譽以鼓勵農民種地多打糧，這確實鼓舞了大批農民勤勞耕作，但是，這種規定一到地方就走了樣。後來，雍正得知一些地方在推舉老農時由紳士把持，而紳士又往往接受一些“奸民”的賄賂。於是，榮得頂戴的往往不是真正辛勤勞動的老農，而是一些遊手好閑而橫行鄉裏的地痞無賴。這些人一旦得誌，遂大逞威福，有的私擺公堂，以真正的“親民之官”自居，動輒傳百姓入見；有的甚至自誇為某縣“左堂”，設捕役牢獄，威福過甚。所有這些情況，都大悖雍正原來旨意。所以，雍正特於七年下令，將那些名不符實的賄選“老農”革退，並嚴禁再有作弊現象。但可想而知，利之所趨，那些奸邪之徒是不會聽一紙之令的。
盡管如此，雍正重農的政策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為後來乾隆時期的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親王變成了豬與狗
親王至貴，豬狗至賤，這二者又如何產生聯係呢？當然隻是喜歡“創新”的雍正皇帝的傑作。不過，自己的親兄弟（有同母所生者）真成了豬狗，難道自己還想做人不成？
雍正皇帝即位後，對其政敵進行了嚴厲的打擊，打擊的首要對象就是他的八弟胤禩，九弟胤禟。
胤禩生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康熙皇帝諸子中排行第八。胤禩的生母衛氏出身於食辛者庫（內管領下奴仆）之家，是皇家的家奴，地位低微。但他自幼聰明機靈、工於心計，不甘心因母家卑賤而屈居眾皇子之後，不但千方百計地討得父親歡心，而且盡量交結可資利用的各階層人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我、皇十四子胤禵都黨附於他，就連大阿哥胤禔也曾為其所用。對於其他王公大臣、各級官吏，甚至江湖術士，隻要有利用價值，都是他收買的對象。除此之外，他還想方設法在社會上博得好名聲，以為將來進身獲取更多的資本和輿論支持。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在爭奪儲位的鬥爭中失敗了，康熙痛罵他“心高陰險，聽信相麵人之言，大背臣道，與亂臣賊子結成黨羽，密行險奸，此人之險倍於二阿哥也”。
胤禟生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是康熙皇帝的第九子，母親宜妃郭洛羅氏是盛京內務府掌關防佐領三官保之女，頗得康熙的寵愛。但胤禟本人的才質一般，終康熙朝也沒有得到皇帝的重用。胤禟隻有支持皇八子胤禩和皇十四子胤禵來實現自己的野心。胤禩拉胤禟入夥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他的財力。胤禟在諸皇子中以家資豐厚著稱。
雍正即位之初，對胤禩一夥各以不同的手段對待，他知道胤禩弟在朝野上下有一定的影響，便采取欲擒故縱的策略，在康熙去世的次日，任命胤禩及其黨羽大學士馬齊為總理事務大臣，同日又破格晉封胤禩為和碩廉親王。此後的兩個月中，先後授與他兼管理藩院、上駟院、工部的權力；對其子弘旺賜予貝勒銜；其母舅噶達渾解除辛者庫賤籍、賜世襲佐領世職；一些原屬胤禩集團的官員也被提升重用。
但恩寵隻是一時的，大權在握的雍正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政敵。他首先將胤禵、胤禟分別軟禁在河北遵化的清東陵和青海西寧軍中，又借故將胤我革爵拘禁，這樣就斷絕了胤禩與其同黨兄弟的聯係，將其控製在自己身邊，使之孤掌難鳴。從雍正二年起，他便開始為徹底消滅胤禩集團做輿論準備以及外圍的工作。首先，他指責胤禩勾結胤禟、胤禵為私黨，有不臣之心。然後，將胤禩黨中的骨幹之一貝勒蘇努革爵。雍正三年，又將胤禩同黨胤禟革除貝子爵位。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召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滿漢文武大臣傳諭，宣稱：“廉親王胤禩狂悖已極。朕若再為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然後曆數其在康熙時期和自己即位以來種種惡行，而自己嗣位之後如何對他寬容忍讓、委以重任，胤禩如何心懷不滿、怨尤誹謗，做出種種侵害皇權之舉，最後宣布：“胤禩既自絕於天、自絕於祖宗、自絕於朕，宗姓內豈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命將其開除宗室籍，同黨的胤禟、蘇努、吳爾占也一並開除宗籍。胤禩嫡福晉烏雅氏也被革去封號，斥回母家嚴行看守。二月，將胤禩由宗室親王降為民王，削去其所屬住領，隨即又革除王爵，囚禁於高牆之內，並將其名字改為“阿其那”，滿語意為“狗”。這年的九月十四日，46歲的胤禩死於獄中。
與此同時，雍正以軍前用人為名將胤禟發到青海，命親信年羹堯嚴加監視，對胤禟的一些黨羽也陸續加以懲治。但胤禟並不收斂，反而開始公開和雍正皇帝對著幹。皇帝命他前往青海，他又以種種借口拖延時日，遲遲不肯動身；至青海後對傳旨欽差既不出迎，也不謝罪，反而口稱自己已是出家離世之人，不願聽從皇帝約束。胤禟在青海期間還以秘密手段與同夥互通消息。他與親信穆景遠（西洋傳教士）住處相鄰，特將後牆開了一個窗戶，二人常由此往來，暗中密謀。他又利用穆手中的外文書籍，想出了一種以西洋字母拚讀滿語的辦法，教給兒子，然後便以此作為“密碼”互相通信，傳遞消息；為了不被發現，把密信縫在騾夫的衣襪裏，真是費盡了心機。
胤禟的這些作為當然瞞不過雍正的眼睛。雍正三年他將胤禟監禁在西寧。四年正月，宣布將胤禟與胤禩等人一並開除宗室籍。四月，將其押解回京，並改其名為“塞思黑”，滿語是“豬”的意思。六月，胤禟被解往保定監禁。
胤禟被羈押在直隸巡撫衙門之前的三間小房裏，四麵圍以高牆。胤禟入居後前門即被封閉，設專桶供傳遞飲食之用，院子四周由官兵晝夜輪班看守。胤禟在此監禁期間的日用飲食之物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軟禁的宗室貴族那樣可以享受較好的生活待遇。當時正值酷暑季節，過慣了養尊處優貴族生活的胤禟很快就被折磨得病弱不支。當年八月二十七日胤禟淒慘地結束了一生，時年43歲。
50多年後，乾隆皇帝發布了一道上諭，說胤禩、胤禟獲罪雖是咎由自取，但並無明顯的悖逆之跡。雍正晚年曾多次對他提及此事，頗有後悔之意，並期待他將來予以改正。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乾隆正式宣布，將他的八叔胤禩、九叔胤禟恢複原名，與其子孫一並歸入宗室籍中，仍在皇室族譜《玉牒》上載錄其名於康熙皇帝位下。
大字不識一個也能當總督
大字不認識的人也能當總督，這樣的事情也隻有雍正皇帝能做得出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冤枉雍正，畢竟李衛這位不認字的總督幹得有聲有色，比大多數總督巡撫都更稱職。由此看來，不認字的人自有不認字之外的長處，雍正的行事奇異也自有奇異背後的妙處。
雍正品評督撫優劣，往往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三人為標準。而李衛在當朝是個頗有爭議的人，雍正雖然常常嚴辭訓誡他，但李衛一直被雍正寵信偏袒。那麼，雍正到底看中他哪一點呢？
用常規的標準看李衛做官的條件，真可謂一無足取。李衛家雖是豪門，本人卻沒讀過什麼聖賢書，甚至可以說是個文盲，走不通科舉入仕的路，他就出錢捐了個兵部員外郎。不是正途出身的官向來是不得重用而被人輕視；論為官之道，李衛更是不苟於時。據說，他做戶部郎中時，有一個親王兼管戶部，是他的頂頭上司。李衛曾勸諫該親王不要濫收費，親王不聽，李衛就耍手段捉弄了他，結果搞得這位親王尷尬不堪。論秉性，李衛向來都是尚氣恃才、矜己傲物，這與當時謙讓有禮、溫文爾雅的平和大臣風度格格不入。看長相，李衛雖是一魁梧丈夫，但卻是滿麵麻子，這在很講究為官相貌的古代社會，的確天資不利。
但雍正一登基，就派遣他去雲南任驛鹽道。想來，雍正是想試探李衛的才能而讓他去鹽法很亂的邊陲雲南，並不是有意貶他。李衛果然不負所望，到雲南不久，鹽務整頓一新。雍正二年，雍正提升他為雲南布政使，仍兼管鹽務。次年，擢李衛為浙江巡撫，不久又命他兼管兩浙鹽政。雍正五年，又將李衛提升為浙江總督並兼攝巡撫事。雍正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再加太子少傅銜。雍正十年將李衛調回朝廷，暫署理刑部尚書，隨後授直隸總督，直至雍正去世。從李衛的經曆中可以看出，在8年左右的時間裏，他從一個四品道員，成為官居一品的封疆大吏。
有人猜測，李衛可能是雍正做皇子時的藩邸舊人，早就受知於雍正，所以，他很快飛黃騰達了。但這種說法缺乏有力的史料證據。也有人認為是雍正的用人原則與李衛的個人素質和才能相符，才是雍正重用李衛的真正原因。
雍正用人向來不講究資曆、出身，隻要某官吏有才幹、不貪汙，對皇帝、國家忠心無二，雍正對其一些缺點是采取寬容態度的。如果某人確有才幹，雍正會不畏人言予以重用。
首先李衛對皇帝的提拔之恩感戴不已，對雍正忠心不二。這一點，雍正一開始就心裏有數。他曾向李衛的頂頭上司雲貴總督高其倬表示：“此人（指李衛）但取其心地。”這句話是雍正二年時在高其倬的奏折上批示的。以後，雍正屢次表示，李衛“一片公忠”，“頗有為國報效之誠”等等。可見，雍正對李衛的信任是奠定在“忠”基礎上的。
其次李衛不貪賄，操守良好。其實，雍正對李衛能否當官很不放心。他曾警告李衛不要陽清陰貪，同時，又暗中調查李衛的操守到底如何，得知他一直不改操守後，才放心。
第三，李衛有治理地方的才幹。雍正剛即位時，地方政治腐敗，吏治廢弛、社會治安混亂，老百姓對此非常怨恨。針對這種情況，雍正才決意用李衛這樣的敢為人先、勇於任事的人去做地方官。正是由於李衛敢於碰硬、不畏人言，甚至不把頂頭上司放在眼裏，毫無顧及地將一些貪官劣員庸才幾乎清洗一空，地方吏治得到整頓，這無疑符合雍正整頓吏治的心願。例如：有一次，鄂爾泰的弟弟鄂爾奇犯法，身為直隸總督的李衛“毅然直陳”，密參鄂爾泰，得到雍正的嘉許。鄂爾泰的眷寵和地位遠在李衛之上，鄂爾泰當時是戶部尚書兼步軍統領，鄂氏一家可謂當朝數一數二的顯貴勢家，李衛敢於如此碰硬，其膽識可見一斑。李衛對下屬和百姓非常好，所以，他在地方上很有威信。同時，李衛任職過的雲南、浙江、直隸，都是社會治安難於調理的地方，真正危害社會的盜賊一直屢禁不止。李衛善於緝盜，被雍正稱為督撫中最能“查究匪類”的人，所以，他所到之處社會秩序都有相當的改觀。這才是雍正之所以重用李衛的根本原因。
當然，雍正在稱讚李衛“勇於任事”、“一片公忠”、“實心任勞”、“秉公持正”、“敢勇廉潔”的同時，也責怪他“狂縱不密”、“矢口肆罵”、“任性使氣”、“精率無禮”、“矜己傲物”，並告誡李衛注意“涵養”。不過，雍正這些責怪詞句，都是李衛的同僚們告密時說的。雍正將這些話及時寫給李衛，同時，又對告密人曲加解釋，並對刻意詆毀、別有用心的人加以打擊，足見雍正對李衛的袒護。
印把子惹出的咄咄怪事
大印是官員的命根子，所以對大印的管理相當嚴格。但是怪事偏偏發生在大印這裏。其實探知底細後你會發現，怪事也並不奇怪，在如此腐敗不堪的環境中，什麼事不會發生呢？
乾隆中期以前，官場雖然風氣敗壞，但因為曆朝皇帝的嚴厲整飭，官吏畢竟還不敢公然朋比為奸。但乾隆後期尤其和珅專權以後，就真正是“禮崩樂壞”了。嘉慶即位後雖竭力整頓，無奈積重難返，不可挽救。其私造假印案，就是吏治敗壞的最好證明。
嘉慶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奏稱，查出司書私雕假印，勾串舞弊一案。原來，因為直隸曆年庫中出入的銀數混亂不清，慶格向司書查詢，而司書狡黠支吾，所以慶格把曆年的糧冊檔案拿來詳加查核，發現曆年征收的地丁錢糧（清朝從雍正以後，把人口稅攤到地畝中征收，稱地丁銀）、耗羨（清朝各地方在向百姓征收錢糧時，要在正額之外加征一部分附加稅，作為熔鑄元寶、運送時的損耗費，稱為耗羨，也稱火耗）以及雜稅銀兩，都有虛收的款項。將有產人員分別質訊，共查出定州等19州縣虛收的地糧，火耗、雜稅等銀達28萬兩。嘉慶皇帝看完奏章，十分震驚，認為司書敢於私自雕刻布政使和庫官印信，串通舞弊，實在是從來沒有過的案子，簡直出乎情理之外。於是立即派協辦大學士費淳等人趕往保定，讓他們嚴行究辦。九月，費淳等奏報的審訊結果，比慶格所奏更為嚴重：從嘉慶元年起到十一年止，該省共計24州縣，一共侵盜銀31萬餘兩。嘉慶氣憤之下，將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鈺等20多人處死，家產查抄，相關的督、撫、布政使，也都分別治罪。
此事剛剛平息不久，嘉慶十四年，京中又發生一起私造假印舞弊的案件，比上述的地方案件更令人震驚。當時有工部書吏王書常，私刻假印，冒領庫銀。每當朝廷批準歲修工程時，王書常就捏造大員姓名，重複到內務府或戶部等衙門支領銀兩，到工頭發現此事並將王告發的時候，他已領款14次之多，數目達白銀數十萬兩，真夠駭人聽聞了。按清朝規定，書吏支領銀兩時，必須由工部尚書簽字後，通知戶部，再由度支大員複加查核，然後才可以發銀，手續不可謂不嚴。可是，部吏們朋比為奸，往往趁尚書、侍郎這些大員談笑飲宴的時候，把文稿摞成一摞呈上去，大員們往往看也不看，隨手就簽上字、甚至還有讓幕友代簽的。結果讓這些胥吏有了可乘之機。此案發後，王書常等人伏法，戶部和工部大員包括頗受嘉慶賞識的戴衢亨以及祿康、英和、常福等人，都受到降職或黜革處分。嘉慶總結此事教訓，說大臣們如此因循怠玩，就是因為自從和珅被處治之後，大臣們都惟恐擔上“專擅”的罪名，而紛紛以為人寬厚博大為美德，口中說是辦事，實際上什麼也不管，還美其名曰這是“安靜”。朝中沒有實心任事的人，便使那些胥吏們鑽了空子，舞文玩法，無所不為，漸漸就發展為肆無忌憚，朋比為奸了。看來，嘉慶對造成這些積弊的原因十分清楚，可是，首倡寬仁安靜而嚴懲“專擅”之人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這才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嘉慶一朝，出過幾起曆朝少見的險事怪事，兵部失印案算是又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