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了“狀元娘子”這塊心病，清流派不再煩惱，蘇州狀元也保全了名聲，自此以後，洪鈞在宦途上官運亨通，一帆風順。晚清官場中，鄉誼是除了親戚、裙帶關係之外最為親近的一種關係，“親不親，故鄉人”，鄉誼滲透在官場中的每個層麵，是官場中人相互提攜、互為奧援的重要紐帶。
晚清北京名飯館中有“八大居”，是政壇官宦的雲集之地，其中最為顯赫的是潘祖蔭出資創辦的廣和居。清人崇彝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寫道：“廣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東，曆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武門南士大夫設也。其肴品以炒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魚、四川辣魚粉皮、清蒸幹貝等，最為膾炙人口。胡其地雖隘窄，屋宇甚低，而食客趨之若鶩焉。”
按照清朝滿漢分居北京城內外的製度，宣武城南是流寓京官和士子聚居的地方，這裏有大批京宅和會館，廣和居為他們提供了就近聚餐的便利。這些食客中有不少是晚清時的政壇顯要，翁同龢、張之洞等人都是這裏的常客。創辦人潘祖蔭是清流派的領袖，尚清談，喜歡搜集金石古玩。這裏軒窗雅潔，頗具文雅之風，一幫愛好雅玩的同黨免不了經常在此聚會。實際上，這家京城士大夫們的公共食堂已經不是一般吃飯的地方，而成了官場士大夫們針砭時政、討論問題、攀緣官誼的政治俱樂部。
洪鈞出道前家境一般，父親是賣酒為生的商人，而且早早過世，四兄弟中也隻有他能夠躋身官場，政治上沒有什麼背景，要在官場升遷靠的就是這種鄉誼。好在蘇州狀元的頭銜幫助了他，為了“蘇州狀元”這幾個字，翁同龢、潘祖蔭這些出身江南的官場大老也會暗中援助。同治九年（1870），洪鈞出任湖北學政，後又參與編修鹹豐朝實錄，賜花翎四品銜，嗣後曾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曆典陝西、山東鄉試，後遷翰林院侍講、侍讀，提督江西學政，曆任左右春坊庶子、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官場一路走下來，到了光緒九年（1883），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這期間洪鈞的人生中遇到了兩件事，同他後來的命運有很大關係。
第一件事是為兒子娶親。家族血脈不旺一直是洪鈞的心頭之痛，到了他頭上，又隻生了個獨子。洪鈞的原配夫人王氏是南京人，比洪鈞大兩歲，平日主理家庭事務，得空燒香念佛，一流的賢惠，無奈身子骨單薄，體弱多病，生了一胎之後再也不能生育。為續家族香火，洪鈞特意跑到揚州挑了個“瘦馬”做姨太太，可是這位姨太太的肚子不爭氣，幾年下來也沒為洪家添丁加口。因此，洪家上下老少更是把獨子洪洛看得特別珍貴，好在洪洛也還成器，《清史稿》上記載他為“縣學生，以蔭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
洪洛娶的妻子叫陸玉珍，是父親洪鈞親自為他挑選的。這位陸小姐出自蘇州一個亦儒亦醫的世家，祖父陸懋修醫術高明，在上海一帶很有名氣，曾專心研討《黃帝素問》等醫學典籍，著述不輟。父親陸潤庠（字鳳石）自幼聰明好學，10歲讀完了儒家《九經》，對家傳醫術頗精通，憑借儒學根底考中鄉試成為舉人，同治十三年（1874），陸潤庠在殿試一舉奪魁，成為清朝第101名狀元。新科狀元無疑是官場新貴，攀結洪家這門親事，隱含寄望得到提攜的意味；而對於洪鈞，官場中雖說有不少鄉誼，但真正的親戚、裙帶關係卻很少，也亟須通過聯姻得到政治上的奧援。兩家門當戶對，一拍即合。兒女親家雙方都是狀元出身，使得這場婚事更為引人矚目，江南的達官顯貴、名流紳士紛紛上門祝賀，往來穿梭如過江之鯽。這場婚事是洪家鼎盛時期的一個見證，此後不久洪家由盛轉衰，先是洪鈞患病去世，接著兒子洪洛不幸身亡，故鄉那座一度熱鬧非凡的豪宅桂蔭堂日漸破敗，門庭冷落車馬稀，家道迅速中落。當然，這是後話。
第二件事是洪鈞的母親洪老太太去世。按照清律，清朝官員遇到父母去世的情況，必須告假回家奔喪丁憂，時間為三年，碰到抽不開身的特殊情況，至少也得丁憂一年。洪鈞做官之餘喜好研讀有關地理、曆史方麵的書，對西北蒙古史興趣尤濃，撰寫了一部《元史譯文證補》的初稿，正好利用丁憂的長假來修改補充。
三年的時間是漫長的，除了著書之外，洪鈞的社交圈是蘇州的一幫名流雅士，有吳承儒、姚念慈、沈問之、潘老四等，聚會時經常玩一種紙牌，名叫“打黃河陣圖”。這種牌輸贏很大，好在來的都是社會上的頭麵人物，出手闊綽大方。玩累了，便到蘇州河去尋樂子，倉橋浜一帶停泊著許多花船，雙開門，四麵玻璃窗，周圍帶欄杆，華燈映照下，“坐艙姑娘”懷抱琵琶彈唱一曲，琴聲、歌聲、笑聲夾雜一起在河麵上蕩漾，別有一番風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