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貽有個四弟名叫馬新祐，時任浙江候補知縣。他自幼跟隨在馬新貽身邊長大，對胞兄感情篤厚。馬新貽無子，新祐便將親子毓楨過繼給新貽為嗣子。自從欽差大臣張之萬開始審案，馬新祐就領著毓楨隔日來到行轅，見麵當堂一跪，大放悲聲，請求伸冤。
馬新貽被刺事件發生後，朝廷組織了祭悼，審案調查也隨之展開。身份特殊的馬新祐一直參與其中，且身處“保馬派”核心圈，對胞兄的冤情最是清楚不過。尤其隨著調查的深入，許多蛛絲馬跡逐漸浮出水麵，更使他覺得此案牽涉複雜。當時新祐曾為新貽造《行狀》：“竟摭及丁惠衡事，以為熱心任事，失好同官，隱刺丁日昌，疑丁主使。”“注釋1”這是刺馬案牽出的另外一條重要線索。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廩生出身，廣東豐順縣人。清末，廣東不是以科第起家的兩位名宦，一為張蔭桓，一為丁日昌。能以秀才的低微出身躋身晚清官場高位，足見其人的精明強幹。丁日昌能夠脫穎而出，得力於兩個優點：其一，丁日昌是晚清有名的洋務派實幹家；其二，雖說此公熱心於辦洋務，但在政治上趨向保守，近乎食古不化。兩條優點加上他會做官，為人低調謹慎，在官場上順風順水也合常情。
除此之外，丁日昌還是晚清著名的藏書家。在他的遺文《撫吳公牘》中有這麼一段話：“淫詞小說，最易壞人心術，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版流傳，揚波扇焰。”丁日昌查禁“淫書”是出了名的，據作家高陽分析：“可能是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惡痛絕。”“注釋2”丁日昌有五個兒子，長子丁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於官場的公務沒有什麼興趣，日夜泡在長三幺二的堂子裏，“注釋3”給他當官的老子惹下了大麻煩。
同治八年（1869）九月，江浙一帶鬧水災，丁日昌出省勘察災情。前腳剛走，後院就起火。九月初一，署中族人都司丁炳帶人在蘇州逛妓院，本來是尋樂的事兒，誰知為了爭奪一個女子，和一個名叫徐有得的嫖客起了爭端。
徐有得是太湖水師哨勇，此時剛參與剿滅太平軍不久，殺進南京城後，發了筆橫財，因此逛妓院也變得十分霸道，揮金如土更是常事。仗著立過戰功，徐有得也不把妓女的其他恩客放在眼裏。這天他和同伴劉步標來到怡紅院，一踏進妓館，老鴇上前笑臉相迎，徐有得點名要叫小桃紅，見鴇母麵有難色，徐有得明白有人鳩占鵲巢。小桃紅是怡紅院的紅姑娘，享受特權，一人獨占著一個院子，共有四五間廂房。鴇母將徐有得、劉步標二人讓進北屋裏，趕緊吩咐使女給小桃紅傳話。不一會兒，身穿白衣綠裙子的小桃紅飄然而至。
見徐有得臉色不悅，小桃紅笑著說：“怎麼回事，二位大人來了也沒人倒茶？”正待出去吩咐人倒茶，卻被徐有得一把拉住了：“我問你，誰在那邊的屋子裏？”心中有氣，手上的勁道不由得大了點，頃刻間，小桃紅的手腕上起了一道紅印。
南邊屋裏此刻坐著的客人，正是丁日昌的大公子丁惠衡。他頭上有頂官帽：捐班知府。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人在官場，凡事得按官場的規矩辦。比如說逛妓館，就不能像徐有得那樣明目張膽。見了小桃紅手腕上的紅印，丁惠衡百般愛憐，明知是“兵痞子”撒野，但又不好發作，隻好歎息一聲，將這口氣強忍下了。
丁惠衡能忍，他手下的人卻不能忍。這邊丁惠衡與小桃紅恩恩愛愛，那邊丁家的幾個家丁找上門去與徐有得“說理”。徐有得正在氣頭上，見有人上門挑刺，隨手扔出一個玻璃杯，“咣當”一聲摔在牆壁上碎了。丁家幾個家丁“咦”了一聲，上去扯住徐有得的衣袖，不依不饒地質問他發什麼大老爺脾氣。徐有得也非善類，幾步躥到那張梳妝台前，秋風掃落葉似的將那些首飾盒、化妝品一股腦兒掃落在地，劈裏啪啦，屋裏一片狼藉。“大爺口袋裏有錢，想摔什麼就摔什麼，想怎麼摔就怎麼摔，大爺的事，哪裏需要孫子操心？”徐有得罵罵咧咧，眼裏泛出一縷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