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回來後，向周恩來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他也準備聽到反駁的意見。然而周恩來說：“我同意你的觀點。”
新中國成立後粟裕最重大的軍事理論貢獻是關於未來反侵略戰爭作戰指導的精辟論述。
1979年1月，粟裕抱病對軍事學院高級係畢業班學員作了《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方向幾個問題的探討》的長篇講話。他全麵論述了發展我軍戰略戰術的前提和必要性，同時提出了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作戰的指導原則，“首要的是抗擊敵人的戰略突襲”，他認為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爭3種作戰形式“要緊密結合運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貫徹毛澤東殲滅戰思想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他給人民戰爭思想賦予了許多新的內容。粟裕這些論述不但是他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後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而且也是中國軍事科學新中國成立後最重要的一個收獲。
粟裕在新中國成立後作出的一係列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貢獻，是他畢生革命生涯，尤其是軍事活動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有人說粟裕一生“發為幹戈白，心於社稷丹”，的確是恰如其分的。粟裕大將晚年曾寫過一首詩，是對他自己一生的總結和寫照，詩中寫道：半世生涯戎馬間，一生係得幾危安。沙場百戰談笑過，際遇數番曆辛艱。鬆蒼敢向雲爭立，草勁豈懼疾風寒。生死沉浮尋常事，樂將宏願付青山。
徐海東是受人尊敬的“老病號”
解放戰爭時期，徐海東因病到大連休養，1955年解放軍授銜授勳他也未能前往。他在養病期間，對自己要求很嚴，艱苦樸素，克己奉公，就連應該享有的待遇，考慮到國家的困難，也推辭不用。周恩來交代要給徐海東同誌修建一所房子，但海東同誌對承擔這一任務的負責同誌說：“國家正在搞建設，花錢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暫時不用修建了，以後再說吧。”
1956年9月，徐海東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八大”後，他從大連回到北京。他對於自己長期養病，不能為黨和人民作出貢獻心裏很不安。當病情稍有好轉，就主動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1960年，他主動擔負領導編寫紅二十五軍戰史的任務，進行調查研究，與編寫的同誌一起擬定提綱。他對工作一絲不苟，10幅戰例圖，都是他認真回憶，指導繪圖。兩年後，這部戰史編寫出來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達九天。
人生總有所好，有所求。徐海東青少年時期，追求溫飽和新衣，過年能吃上一碗糍粑；當了軍事指揮員之後，他追求的是打勝仗，殲滅敵人的數目；自從轉戰中得病之後，他追求恢複健康能重新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常常計算著鋼鐵、煤炭、石油和糧食的增長；“十年動亂”中，他和許多被迫害的革命家一樣，隻求自己的名字下麵還有“同誌”二字。
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徐海東的大部分時間仍然是躺在病床上度過的。他身體狀況最好的時候，每天隻能離床三四個小時。他在黨內、軍中的頭銜隻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八屆、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個是國防委員會委員。他總是盡可能地坐著輪椅去參加黨和軍隊的一些重要會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誰都知道，徐海東是受人尊敬的“老病號”。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一來，他也受到了衝擊，被列為需要打倒的人之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在大連養病時，和高崗見過一次麵，成了“罪”；他坐了賀龍元帥派去接他的紅旗車，看過一次賀元帥，也成了“罪”；從湖北來了幾個“革命派”，要求看他一眼，他會見了他們，又成了“罪”；有人說林彪是“貧農出身”，他說這是“放屁”，更成了彌天大“罪”……有人說他到了“罪該萬死”的地步。
在徐海東居住的北京北新橋觀音寺一號院裏，大字報糊滿了牆，大標語刷滿了地。他的警衛人員被圈進了“學習班”，他的兒子、女兒和兒媳婦，有的送往“五七幹校”，有的被關押審查。冬天裏，家用的煤供不上，暖氣沒人燒，隻好生爐子，醫療關係也中斷了。在徐海東九死一生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出麵“保”他，並指名讓他出席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主席還念念不忘這位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可是“九大”剛開過，林彪一夥又“火燒”他、批鬥他，硬是要置他於死地。他每天躺在病床上，隻有冷笑、歎息、發怒。他老是重複這幾句話：“紅的就是紅的，黑的就是黑的。”“要相信黨”，“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1969年10月20日深夜，“鬼”又來敲門了，兩名“軍委辦事組”的軍人，突然叫開了門，闖到徐海東的病床前，說是奉命向徐海東宣讀林彪的所謂“一號命令”，限他兩天之內離開北京，“疏散”到河南去，還說這是為了“準備打仗”。
徐海東打了半輩子仗，負了那麼多次傷，身上還留下了17塊疤，他是在槍林彈雨中鑽過來的，他才不怕打仗呢！他也不相信會有什麼大仗要打。他向來人徐海東於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