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不怕打仗。要我走，我身體不好，行動不便。”
“那，你更要離開北京。”
“打起仗來，我又不用你們管。”
“不行，這是命令。”那個穿海軍服的人說，“兩天之內，你必須離開北京。”
“命令，命令，我……”徐海東要發火了。
“這是林副統帥簽發的命令。”另一個軍人抖抖手上捏著的一張紙，板著麵孔說，“這也是毛主席的命令，不管是誰，都得執行。”
毛澤東的話，那時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從紅小兵到老將軍，沒有敢不聽他老人家的話的。徐海東當時難以了解林彪假借毛主席發出的指令，他沉默了良久，說：“毛主席的命令，我執行！”
10月下旬的北京，已是“西風掃落葉”的季節，冷風颼颼，寒夜漫漫，使老將軍的病體難以忍受。他不知道應該哭，還是應該笑！革命，革命，革了幾十年的命，如今不知道由誰來革誰的命了。他想自己這樣壞的身體，又正患感冒，每天離不開氧氣袋。這次去河南，弄不好路上就要丟掉老命了。他長期臥床，不大清楚大院以外的事情，他想叫人打電話問問老戰友，問問到底發生了怎麼一回事。可是電話都打不通，能說上知心話的老友，不是“打倒”了，就是被關進了“牛棚”。
周東屏歎著氣，勸慰徐海東說：“聽說，很多人都要‘疏散’了，你吃兩片藥，睡一覺，咱們明天好上路。”
“戰爭，我不相信有大的戰爭。”他喃喃自語。
徐海東躺在床上，周東屏坐在床前，老夫妻倆默默地相對無言。他和她心裏都明白，這次離開北京，再也回不來了。他們一家人1956年從大連移居北京，13個年頭裏，很少離開過住著的這座院落。他們各自回憶往事，不禁想起幾位要好的老戰友……
第二天上午，觀音寺一號院的門鈴突然響了。守門的警衛撥開門上小窗一望，看見來了一位身著軍大衣的瘦老頭。要是在以前，門衛會直接打開大門，恭敬地說著“請進、請進”，把客人迎進門。如今，衛兵都站到“革命派”一邊去了，來了上了年紀的人，都當作“走資派”、“老家夥”，冷眼相看，冷言相待了。
“你找誰？”衛兵隔著門問。
“海東。”
“從哪裏來，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事？”
“開門！”瘦老頭不回答那一連串審問，火辣辣地報了姓名：“王震，我是王震！”
王震的大名，稍有教養的軍人都知道。他是紅軍第二方麵軍的名將，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他指揮的部隊，南征北戰，功績赫赫。他率領的墾荒隊，把荒涼的南泥灣，改造成陝北的好江南。連孩子們都會哼唱：“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如今的南泥灣，已不是舊模樣”、“三五九旅是模範，咱們走向前，鮮花送模範。”王震“王胡子”的名字，像這首歌一樣，回響在祖國的大地上。
正在門邊的一位矮小精明的警衛幹部，聽說是王震，連忙叫門衛打開大門，規規矩矩地說：“是上邊的指示，不讓外人見他，他……”
王震說：“他是個病人，我要看病人！”他大聲嚷著往裏走。“這是上麵的規定，還是……”
“滾開！讓我進去，我要看病人！”
那個警衛幹部惶惶恐恐，既怕違反了上級的規定，又怕王震發脾氣，隻好放行了。
王震戰爭年代留胡須，因此人稱他“王胡子”，其實，他比徐海東小八歲。他是湖南瀏陽人，和徐海東一樣，參加革命前當過工人。他1927年加入了共青團和共產黨，1929年參加紅軍，紅軍時期當過師、軍長兼政委，代理過湘贛省軍區的司令員，擔任過第六軍團政委，長征中，他和賀龍、任弼時、蕭克一起領導紅二方麵軍在甘肅與徐海東會師後，他和徐海東擁抱著說：“我們都是工人兄弟！”打那以後，他和徐海東以兄弟相稱。他叫徐海東大哥，徐海東叫他兄弟。在延安時期，王震擔任三五九旅旅長，或任中共延安地委書記、延安軍分區司令員和南下支隊政委時，隻要碰見徐海東，就直呼“徐大哥”。解放戰爭中，王震與徐海東不在一個戰場。徐海東在華東，王震在中原軍區、晉綏呂梁軍區和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任司令員兼政委，那時他們兄弟不曾見過麵。全國解放後，王震由新疆軍區司令員調到北京總部工作後，曾專程到大連看望徐海東，當時，他已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到了大連，大連的黨政軍領導同誌見到他，都說歡迎他視察工作。王震說：“我這次來大連，一不視察軍隊，二不檢查地方的工作，我是看望徐海東大哥來了。”那時候，徐海東住在文化街75號，王震來到徐海東的住宅，兩位將軍見麵之後，緊緊擁抱。據說，他們以兄弟相稱的事，傳到一位高級幹部那裏，那位同誌曾認真地說：“稱兄道弟，算什麼喲！”這話又傳到劉伯承元帥那裏，劉帥倒笑著說：“他們都是工人出身，可以稱兄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