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記載過一種盔甲，名為“青堂羌族猴子甲”，采取冷鍛工藝製作，“柔薄而韌”，在50步之外，用強弩都射不透。
隨著甲胄防護力的加強，其重量大大增加。宋代一副鐵甲重約50斤，再加上兵器和其他裝備，足有上百斤。
沉重的鐵甲，與其說是穿在身上，不如說“掛”在身上。“披掛上陣”，即是形容武士身著盔甲，參加戰鬥。全副披掛的武士行動十分不便，上下馬都靠別人扶持，在皇帝、要臣麵前無法行跪拜禮，隻能拱手作揖致禮，“甲胄在身，免行全禮”，所以軍禮規定“介胄不拜”。
我軍的第一套軍服
我軍的第一套軍服是與當時國民革命軍一模一樣的軍服，唯一的區分是一條鮮紅的布條。
“八一”南昌起義，我軍從國民黨的營壘中脫胎出來，沒有條件自製軍服，隻能沿用屬於敵人的軍裝，為了在作戰中與敵人有明顯的區別，佩戴了紅布條。“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周恩來、朱德、賀龍、葉劍英等人都穿過這樣的軍服，我軍當時隻有這支部隊在軍服上達到了統一。
人們印象中，紅軍似乎穿的是灰軍服，其實，紅軍的服裝不僅有灰色。還有藍色，黑色，甚至其他各種顏色。那時條件特別艱苦，打土豪劣紳，得到什麼色的布，就縫製什麼顏色的軍服。
我軍自己製作的第一套軍服則是在1928年春。這年初，毛澤東率領紅軍攻打江西省遂川縣城，沒收了兩個布店的一百多擔布。紅軍戰士用從江西永新縣繳獲來的兩台縫紉機，在井岡山地區的茅坪鄉桃寮村，組建了我軍第一個被服廠。當時，縫紉機加工不過來，許多紅軍女戰士和當地的婦女都加入了製衣的行列。
毛澤東作為這項活動的發起人，和大家一道飛針走線做起了紅軍的服裝。紅四軍的官兵在很短的時間裏，製成了4000多套軍服，這也是我軍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下發軍服。
新四軍臂臂章的由來
隨著抗日戰爭的到來，在南方八省打遊擊戰的紅軍，在1938年組建新四軍。軍長葉挺，政委是劉少奇，副軍長是項英，參謀長是張雲逸，政治部主任是鄧子恢。後由陳毅任軍長兼政委。下轄4個支隊。新四軍從1938年建軍，到1947年撤銷番號，在10年曆史中間曾使用過多種證章。如“抗敵”、銅質圓形胸章、“新四軍”等。但影響之大莫過於以“N4A”為符號的臂章。
今天，在許多報紙雜誌、文學作品以及建築上，都用它作為新四軍的標誌。那麼，這枚臂章是怎樣產生的？它的作者是誰？它又是什麼意思呢？
“N4A”臂章的設計者是莊五洲。他是一位華僑；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日本人，全家在南洋謀生。他從小酷愛繪畫，在學校專攻西洋畫。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與許多愛國華僑青年一起毅然返回祖國，投身抗戰事業。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莊五洲穿過重重封鎖來到這個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中心後，滿腔熱情地投身到根據地工作中。
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劉少奇和陳毅決定開辦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為部隊和根據地培養文藝人才。莊五洲與莫樸、許幸之等人一起被調到魯迅藝術學院美術係擔任教學工作。
華中魯藝籌辦不到兩個月，報名的學生近200人。其中多數是從根據地外麵進來的，除了長江下遊兩岸的青年外，還有來自廣東、福建以及海外華僑子弟。美術係有50餘名學生，是人數最多的一個係。每一位新來的同學，第一樁關心的事便是希望盡快穿上一套新四軍軍服，配上新四軍的臂章。
當時，正是國民黨撤銷新四軍番號，而我們則針鋒相對，繼續高舉新四軍大旗的時候。莊五洲為此精心設計了一種新型臂章：用英文NEW的開頭字母N、4和A組成“N4A”，代表“新四軍”。這種臂章用石版印刷，線條簡潔流暢，配以白底藍字，醒目有力，深受同學們的歡迎。“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軍中廣泛使用。
紅軍服裝的產生
我們目前所熟知的紅軍服裝，也就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整個紅軍部隊的統一的軍裝。這套軍裝是在紅軍學校成立後，劉伯承擔任校長之初產生的，時間是1931年底或1932年初，設計者是當時任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的趙品三。
紅軍學校成立之初，學員來自紅軍各部隊。由於紅軍尚無統一的軍裝，因此學員的著裝也是五花八門的。有穿過去的白軍軍裝的，有穿普通百姓裝的，有穿工人裝的，也有穿早期紅軍服的，甚至還有人穿上了打土豪時搞來的女上裝。
因此，隊列顯得很不整齊。劉伯承到任後注意到這一點，他了解到俱樂部主任趙品三善書畫，精工藝，就指示他為紅軍學校學員設計一套校服，以統一全校的著裝，並吩咐總務科長楊至成從物資上給予保障。
趙品三經過精心構思，反複繪製草圖，決定軍帽采用八角，以表明紅軍是擁戴列寧的工農群眾的武裝。不過他認為大八角與中國人的身材不相稱，幾經琢磨，最後確定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小八角軍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