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一念及，便淚下如綆，紙上一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裏都像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隻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誌起，還有空軍領導同誌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麵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物再難奏效。
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麵對小弟說，治不好了，要他“回陝西去”。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麵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1952年從清華大學航空係畢業。他填誌願到西南，後來分配在東北，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陝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複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隻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裏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隻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
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裏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裏，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裏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麼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挽聯：“是好黨員，是好幹部，壯誌未酬，灑淚豈隻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唯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他是積勞成疾，也是積鬱成疾，他一天三段緊張地工作，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每有大型試驗，他事先檢查到每一個螺絲釘，每一塊膠布。他是三機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他曾有遠見地提出多種型號研究。有一項他任主任工程師的課題研製獲國防工辦和三機部科技一等獎。同時他也是623所黨委委員，需要在會議桌上坦率而又讓人能接受地說出自己對各種事情的意見。我常想，能夠“雙肩挑”，是我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是在“又紅又專”的要求下長大的。當然，有的人永遠也沒有能達到要求，像我。大多數人則挑起過重的擔子，在崎嶇的、荊棘叢生的，有時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幾年的批判鬥爭是有遠期效果的。他們不隻是生活艱苦，過於勞累，還要擔驚受怕，心裏塞滿想不通的事，誰又能經受得起呢！
小弟入醫院前，正負責組織航空工業部係統的一個課題組，他任主任工程師。他的一個同誌寫信給我說，1981年夏天，西安一帶出奇的熱，幾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涼，隻有“我們的老馮”堅持伏案看資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彙報工作，得知他經常胃痛，有時從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時會痛得大汗淋漓，挺一會兒，又接著做了。天啊！誰又知道這是癌症！我隻淡淡地說該上醫院看看。回想起來，我心裏很內疚，我對不起老馮，也對不起您！”
這位不相識的好同誌的話使我痛哭失聲！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沒有早想到癌症對我們家族的威脅，即使沒有任何症狀，也該定期檢查。雲山阻隔，我一直以為小弟是健康的。其實他早感不適，已去過他該去的醫療單位。區一級的說是胃下垂，縣一級的說是腎遊走。以小弟之為人，當然不會大驚小怪，驚動大家。後來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檢查，才做手術。如果早一年有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小弟還可以再為祖國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從沒有“埋怨”過誰，也沒有“埋怨”過自己，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寫的詩中有兩句：“回首悠悠無恨事，丹心一片向將來。”他沒有恨事。他雖無可以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卻有一個普通人的認真的、勤奮的一生。曆史正是由這些人寫成的。
小弟白麵長身，美豐儀；喜文藝，嫻詩詞；且工書法篆刻。父親在挽聯中說他是“全才罕遇”，實非誇張。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麵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這一輩子，也沒有得以充分地發揮和施展。他病危彌留的時間很長，他那顆丹心，那顆讓祖國飛起來的丹心，頑強地跳動，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這樣壯誌未酬的人，不隻他一個啊！
我哭小弟，哭他在劇痛中還拿著那本航空資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腎遊走”，我也哭蔣築英抱病奔波、客殤成都；我也哭羅健夫不肯一個人坐一輛汽車！我還要哭那些沒有見諸報章的過早離去的我的同輩人。他們幾經雪欺霜凍，好不容易奮鬥著張開幾片花瓣，尚未盛開，就驟然凋謝。我哭我們這遲開而早謝的一代人！
已經是遲開了，讓這些遲開的花朵盡可能延長他們的光彩吧。
這些天，讀到許多關於這方麵的文章，也讀到了《痛惜之餘的願望》，稍得安慰。我盼“願望”能成為事實。我想需要“痛惜”的事應該是越來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鑒賞】宗璞（1928—）原名鍾璞，曾用筆名任小哲、豐非等。1938年後在昆明上小學、中學。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係。1954年在中國文聯工作，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調《文藝報》工作，1960年調《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紅豆》、《桃園女兒嫁窩穀》、《不沉的湖》、《弦上的夢》；中篇小說有《三生石》等。散文有《西湖漫筆》、《路》、《暮暮朝朝》等。
“小弟”——馮鍾越癌症在身，需作手術，可仍要參加技術討論會，在劇病中手裏還拿著航空資料。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然而，“幾經雪欺霜凍，好不容易奮鬥著張開幾片花瓣，尚未盛開，就驟然凋謝”——二姐姐盼他調回北京，老父（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日夜掛念兒子的病情，他卻突然走了，他把身子留在祖國的大西北，永遠不再回來了。
這是一個普通而真實的動人故事。小弟鍾越，就像全國無數赤膽忠心的知識分子一樣，為了祖國的航空事業，任勞任怨，在窮鄉僻壤默默奉獻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他就像一塊石頭，不曾享受過半點兒溫暖，卻每時每刻都在壘成向上的梯台。祖國的四化大廈，就是依靠成千上萬“小弟”式的勞動者，用堅實的石子壘成的。
老父的挽聯：“是好黨員，是好幹部，壯誌未酬，灑淚豈隻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是全麵評價，又是沉痛悼詞。研究所同事心目中的“我們的老馮”在病中“堅持伏案看資料”，“他經常胃痛，有時從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時會痛得大汗淋漓，挺一會兒，又接著做了”。一個隻知奉獻、不惜犧牲、頑強奮鬥者的形象，躍然紙上。
因為是姐姐悼念小弟。自然更增一層悲哀。文章開頭幾段，間斷連用了五個“去了”。有意的反複，突出了對於不幸事件的震驚和遺憾，表現了難分難合、無法言喻的姐弟深情。至於沒有及早規勸、督促他去檢查病情，以致一再延誤，難以挽回，這種缺憾在一個親人的一生中更是無法彌補的。
全文用語凝重而精練。比如寫小弟的歸宿，說“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會去，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寫小弟生了腫瘤，說“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麼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裏長到這樣大！”寫對他的評語，說“他雖無可以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卻有一個普通人的認真的、勤奮的一生。曆史正是由這些人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