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給美術界帶來的變革無疑是深遠的。此後，中國畫在各個方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繼承著五四運動的創新精神而開拓前進。
西畫領域的兩次論戰
新美術發展中的兩次論戰關於模特兒問題的論爭：美術學校建立之後，把實物寫生看作是革新美術的基本功、科學方法和複興中國美術的必經之路。實物寫生一般包括靜物、風景、石膏模型和人體寫生，其中惟畫人體一項被斥為“有傷風化”。上海美專因畫人體模特兒，竟在五省聯軍統帥軍閥孫傳芳和上海縣長危道豐的出麵幹預下被查封，校長劉海粟也被通緝，成為外來文化與儒教傳統激烈衝突的社會新聞。上海美專師生團結一致支持劉海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據理力爭。此事高潮在1926年，直到北伐之後隨著軍閥倒台才暫告一段落。在論爭文章中尤以1921年10月10日《時事新報》所發劉海粟《人體模特兒》一文最具代表性。
關於西方寫實主義繪畫與現代諸流派的論爭是從西洋畫傳入我國以後一直存在並不斷引起討論的問題。在1929年4月我國第一次全國美展期間，不同的認識在當時出版的《美展》特刊上公開論戰，對立的雙方以徐悲鴻與徐誌摩為代表。徐悲鴻首先撰文《惑》，認為“中國有破天荒之美術展覽會，可雲喜事，值得慶賀。而最可稱賀者，乃在元塞尚（cezanne）、馬蒂斯（Matisse）、薄奈（Bonnard）等無恥之作”，並將他們的惡影響比類“來路貨之嗎啡海綠茵”，如果美術館專門收羅他們的作品，“在我徐悲鴻個人，卻將披發入山，不願再見此類卑鄙昏潰黑暗墮落也。”徐誌摩針鋒相對地著文《我也“惑”），他認為“人性好變動喜新異”，“繪畫當然就非得是表現派或是旋渦派或是大大主義（今譯達達主義）或是立體主義或是別的什麼聳動的唈死本死（拉丁語Ismus，主義）”，“我十二分同情於由美術學校或畫院刻苦出身的朋友鄙薄塞尚以次一流的畫，正如我完全懂得由八股試帖詩刻苦出身的朋友鄙薄胡適之以次一流的詩。”他的這種觀點顯然把徐悲鴻看作是保守的。徐悲鴻又連續發表了《惑之不解一》、《惑之不解二》，申述自己對美術之主張為尊德性崇文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美術之大道，在迫索自然。一切Convention（程式）須打倒，不僅四王”。李毅士也著文《我不惑》支持徐悲鴻。當然這場爭論並沒有結論，隻是將不同的藝術觀點公諸於世，反映出在借鑒西方藝術上的原則分歧。
1931年9月，提倡西方現代藝術的龐薰琹、倪貽德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決瀾社”，主要成員有王濟遠、張弦、陽太陽、楊秋人、段平佑、丘堤（女）、周多、周汰等，均為留學法國、日本歸來的青年畫家。他們的藝術思想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比較喜歡後期印象派繪畫，都想在藝術上闖出一條路。決瀾社是中國最早主張吸收西方現代藝術成果的、有宣言和綱領的學術性社團，並且組織過多次展覽。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決瀾社難以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在1935年便自行解散，沒有造成推進中國藝術的現代化運動，然而它的出現對於中國現代藝術的起步具有開創意義，龐薰琹對西方現代派繪畫的態度和主張是“既不同意照搬，也不同意抹煞”，這與他們組織決瀾社推動現代藝術的發展應該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