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中央
高崗和饒漱石這兩個名字，現在中年以上的人們是比較熟悉的。他們都曾經是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從不同的崗位走到一塊，自恃對革命有功，進行了反黨篡權的陰謀活動，最後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這是建國初期黨內發生的一場嚴重鬥爭，也是當時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高崗在1926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1941的初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為建設陝甘寧邊區做出了貢獻。1945年當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後，帶領一批幹部到東北開辟根據地，1947年底擔任了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1949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後不久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上海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等職。抗戰爆發後，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華中局副書記、新四軍政委。在七大上，還被選為中央委員。解放戰爭中，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第三野戰軍政委等職。解放後，擔任過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解放初期，為了充實中央領導機關，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同誌調到北京。1952年8月，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同誌陸續從西南局、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來到北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其中饒漱石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的要職，但尤以高崗到京引人注目。高崗來京前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現在又安排他兼任國家計委主任。這個計委在當時可不簡單，副主席是鄧子恢，陳雲、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及薄一波等十幾位黨內知名領導人都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作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部和紡織部，都劃歸國家計委由高崗領導。所以，高崗擔任主任的國家計委當時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受到賞識，權力甚重，地位顯赫，一時被譽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中央對高、饒職務的安排應該說是相當優厚的。但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尤其是高崗對他的職務在劉少奇之下一直心懷不滿，總在尋找機會挑劉少奇的漏子，趁機把劉少奇拉下來。在兩個重大問題上，劉少奇的意見被否定，高崗的看法占了上風，讓“勝利”衝昏了他的頭腦。
解放後，工會組織同黨、政府以及工人群眾的關係需要根據新形勢正確處理。1950年7月，鄧子恢在中南局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說，公營企業中的工會工作者與企業行政管理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之間，在“基本立場”一致的前提下，在“具體立場”上仍有所區別，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劉少奇在報告上指示“這個報告很好。”並由《人民日報》全文對這個報告進行了轉載。時為全國總工會主席兼黨組書記的李立三在《關於在工會工作中發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今天看來，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在建國初期能認識這樣深刻，是難能可貴的。但高崗卻對上述觀點針鋒相對，他授意寫出《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的文章，準備作為《東北日報》社論發表。該文認為，“具體立場不同”的說法，混淆了公營企業的性質，忽視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不久，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工會工作中有嚴重錯誤。這場關於工會工作方針的爭論，最終以李立三被解除在全國總工會擔任的領導職務而告終。這在實際上是否定了劉少奇，肯定了高崗。
在農業互助合作問題上，劉少奇和高崗在認識上又發生了重大分歧。這時，毛澤東又支持了高崗，他囑咐把集中高崗觀點的報告印成上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和中央各部門，並寫批語“中央認為高崗同誌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這樣，高崗在同劉少奇的分歧上，高崗連連“勝利”，不禁變得有些飄飄然了。
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還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同誌。毛澤東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高崗、饒漱石對此看在眼裏，喜在心裏，認為劉少奇的政治上犯了“右”的錯誤，正在逐步失去毛主席的信任，其威信已發生動搖。聯係到毛主席為了減輕他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曾考慮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二線，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進行大幅調整，人事安排也會相應有所變動，高崗、饒漱石認為這是難得的好機會，便勾結在一起，進行了一係列的陰謀活動。
1953年下半年，高崗把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作為他搞陰謀活動的重要場所。高崗利用會議上批判“新稅製”之機，大肆批評薄一波，進而影射劉少奇。用他後來的話來說，就是“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他還到處吹噓，說斯大林賞識他，不喜歡劉少奇和周恩來，並對在東北的蘇聯人散布說劉少奇是黨內的“親美派”，以期引起蘇聯方麵的不滿。他對人講，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被抬得過高了，劉少奇並不成熟，隻有搞白區的經驗，沒有軍事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以華北的經驗來指導全國工作，看不起東北的工作，等等。我們黨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在幹部問題上曆來是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不搞宗派，才形成了空前團結的局麵。而高崗捏造說，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他別有用心地把黨劃分為兩部分，一是“白區的黨”，一是“軍隊的黨”，“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他當然是這個主體的代表。現在黨和國家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人的手裏，應該給予改組，煽動一部分軍隊的高級幹部跟隨他進行分裂黨的活動。高崗經常在他的住地請客、辦舞會，拉攏幹部，散布種種流言，搬弄是非，吹噓毛主席對他如何信任。一時間，造成了人們對他的錯覺，攪得人心不寧，許多鬼事、怪事和歪風邪氣都冒出來了。
在這場鬥爭中，身為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和高崗一唱一和，十分默契，用小平同誌的話來說，饒漱石同高崗是“這邊一炮，那邊一鬥”。舉例說明，凡是高崗圈定的人選，饒漱石就大加重用；凡是高崗反對的幹部，饒漱石就一律不用。饒以此來取悅高崗。1953年3月，高崗向安子文同誌轉達了毛主席同他談話的內容，說政治局成員要改組。安子文同誌未經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同誌名單。饒漱石得知這份名單後，私下在許多人中間進行傳播。在安子文就名單問題向中央檢討後，饒漱石還抓住把柄不放，未經中央同意，在中組部內部發動了對安子文的批鬥，並進而把予頭指向劉少奇。據他後來承認，在中組部批鬥安子文，目的就是反劉少奇，抬高高崗，企圖進行政治投機。
高崗、饒漱石的不正常活動，逐漸引起毛主席的察覺。他指出，劉少奇是大公無私的，正派的，不是搞宗派的人。他針對高、饒散布的“圈圈”問題，向各大區負責人講了話，說明了黨的幹部隊伍在曆史上由客觀原因形成的一些特點，告誡不論是南、北方幹部，還是中、高級幹部，都不要有“圈圈”，應消除山頭。但高崗無視毛主席的勸告，仍四處活動變本加厲遊說，這更引起大家警覺，陸續向中央進行了揭發。
鄧小平同誌在1980年3月19日回憶了這段驚心動魄的鬥爭時說：“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扳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應。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1954年2月，據毛主席提議，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同誌都發了言，嚴肅批評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希望他們懸崖勒馬，改正錯誤。但是，高崗、饒漱石拒作深刻檢討。高崗反以自殺（未遂）來抗拒黨對他的幫助和挽救。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召開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參加兩個座談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座談會上進一步揭發、查證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的各項事實。隨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開了專門會議，對高、饒問題進行揭發和批判。在無可抵賴的事實麵前，高崗在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1955年3月，中央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小平同誌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高崗、饒漱石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樣，取得了鬥爭的完全勝利。
高崗死去後，饒漱石於1955年4月被逮捕審查，1965年8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同年9月，予以假釋，1967年重新收監，1975年3月2日病死。
（21為什麼說1957年反右運動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55萬多人被定為右派，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戴著“右”派帽子默默地過了20多年。同時，他們身後的家庭也一同牽連，受到殃及的人更是不計其數。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帽子。55萬多的右派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錯劃，他們長期受到委屈和壓抑，不能發揮應有的聰明才智。反右擴大化，使更多的知識分子和有才之士的積極性和對黨的信任受到打擊，黨的領導層對社會矛盾的認識發生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
1956年6月，在波蘭的波茲南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同年10月11月，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等地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這些不尋常的事件，是擺在共產黨人麵前的新課題。到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黨和人民麵臨的任務發生了變化，開始轉入全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黨的“八大”上，我黨明確指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敵我矛盾基本解決。然而，在新形勢下，一些黨員幹部在勝利麵前開始滋長驕傲自滿的情緒，表現出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出現脫離群眾以及用粗暴的方法、行政的手段壓製群眾意見的現象。社會上也發生了少數人鬧事的情況，在一些地方出現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風潮。
縱觀國際國內形勢，如何解決領導和群眾之間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之間的關係，迫切需要得到正確的回答。為此，毛澤東在“八大”上就提出，必須通過思想教育來解決這類問題。隨後，他又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要在1957年開展全黨的整風運動，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閃爍著馬列主義光輝的文章，係統地闡述了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學說。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明確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整風運動的主題，檢查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設想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運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對整風運動進行宣傳動員，自此整風運動在全黨展開。從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到8月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黨政機關、大專院校、民主黨派、新聞出版界、科學技術界、文藝界、衛生界中進行。廣大群眾和愛國人士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向各級黨組織和黨的幹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5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號召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展開批評，不要間斷，並指出，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為此，從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後召開13次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座談會，有70多人發言。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又於5月15日到6月8日，聯合召開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有108人發言。發言人中，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民進副主席許廣平、民革副主席龍雲、民盟中央副主度章伯鈞、光明日報社總編儲安明，等等。這些發言，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及黨政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大部分是中肯正確的。如陳叔通提出，希望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還是冒進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危害怕性大。劉斐、楊明軒提出，黨政應分開，不能以黨代政。熊克武說，要發揚民主，健全法製，抓緊製訂民法、刑法和各種單行法規。有的還提出，要重視和發揮黨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改進人事工作，任人唯賢，要為民主黨派創造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條件，讓他們了解有關政策和情況，等等。但是，整風期間，也有極少數人乘機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進攻，掀起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他們說，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社會主義製度不如資本主義製度，曆次政治運動失敗的居多；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共產黨應退出機關、學校，等等。右派分子人數雖然極少，但能量不少。在他們煽動的這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的影響下，一部分人一時思想動搖，有的迷失方向。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對右派進攻的反擊，是完全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當時發動的這一場鬥爭，有一個醞釀和發展的過程。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後來的回憶，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時，毛澤東同誌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更不是“引蛇出洞”。當毛澤東後來聽取座談會彙報，“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出來後，毛澤東很警覺，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後來，當李維漢彙報到有全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特別是聽了羅隆基說現在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文章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對於為什麼要把“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登在報上，文章回答說，“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這表明，整風運動的主題開始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向對敵鬥爭，由黨內整風轉向在全社會反擊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