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上國共合作有哪幾次
1第一次國共合作
1911年辛亥革命後，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過了不久，北洋軍閥總頭子袁世凱就竊取了國家領導權，使“民國”差一點變成了“帝國”。他死後，北洋軍閥頭目勾心鬥角，一個接一個地把持著北京的“國民政府”，繼續實施黑暗的統治，辛亥革命的成果喪失殆盡。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中，共產黨決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以對付強大的敵人。1923年6月，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估計了孫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立場，決定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前身是中華革命黨）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可以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組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獨立性。這時，孫中山經過屢次失敗的教訓，認識到依靠一派軍閥打倒另一派軍閥，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於是接受了共產黨的依靠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政治主張和蘇聯關於建立聯合工農群眾政黨的建議，著手改組國民黨。
在共產黨的幫助下，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人胡漢民、汪精衛、林森和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黨章和改組辦法，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正式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會發言的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
它的基本原則同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比較接近，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的標誌。國共兩黨和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後，全國工農運動迅速發展，北伐戰爭節節勝利，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
2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於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又稱“雙十二事變”。這是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為了迫使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而對其進行“兵諫”的重大事件。
1936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加劇。在共產黨的影響下，當時正帶兵在陝北進攻紅軍的張學良和楊虎城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要求蔣介石聯合共產黨抗日。蔣介石對此十分恐慌，親自赴西安督促張、楊“剿共”。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多次勸說蔣介石聯共抗日均遭到拒絕之後，決定實行“兵諫”。12月12日清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采取行動，分別在臨潼和西安城內扣押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政大員幾十人。接著，通電全國，提出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的親日派主張討伐張、楊，企圖擴大內戰，奪取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宋美齡、宋子文等人則反對討伐。共產黨從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發，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去西安調停。經過多方的努力和複雜的鬥爭，蔣介石被迫在24日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25日，蔣介石獲釋，在張學良的陪同下乘飛機返回南京。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是由十年內戰走向聯合抗日的轉折點。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3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之後，從1937年2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葉劍英等多次同國民黨代表就兩黨合作抗日的問題舉行談判。7月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盧溝橋，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第二天，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並再次提出“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的問題。不久，共產黨又將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表示願意在團結抗日、實行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從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創造了重要條件。
根據國共兩黨的協議，在西北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由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後來，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黨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
9月22日，國民黨公布了共產黨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樣，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了。從此，中國人民在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開始了全民族的抗戰。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先後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由於共產黨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執行了堅持抗日、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等一係列正確方針，最終戰勝了反共逆流，維護了同國民黨的合作關係，並壯大了抗日力量。曆史證明，第二次國共合作對於打敗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為了搶奪勝利果實，於1946年6月發動了全麵內戰，第二次國共作徹底破裂，人民解放戰爭全麵展開。
4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陰謀策劃的圍攻新四軍的事件，即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在蔣介石的指使下，何應欽和白崇禧以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電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企圖趁機圍殲。為了顧全團結抗日的大局，共產黨同意將皖南的新四軍調到江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9000多人奉命北移，途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埋伏在那裏的國民黨軍8萬餘人的包圍和襲擊。新四軍廣大指戰員浴血奮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出重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去同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留，關進了監獄。副軍長項英被叛徒殺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宣布新四軍為叛軍，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派軍隊進攻江北的新四軍。共產黨對此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於1月20日發布了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部隊擴編為七個師。同時，共產黨還發動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揭露蔣介石破壞抗日、積極反共的罪行。周恩來在重慶揮筆寫下了“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刊登在《新華日報》上。在全國人民的斥責聲中，3月6日，蔣介石被迫在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後絕無剿共的軍事”。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5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積極準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戰爭的烏雲又籠罩在全國人民的頭上。由於全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國民黨為了爭取備戰的時間，蔣介石便偽裝和平，連續三次打電報邀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和平。8月28日，為了爭取國內和平，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到達重慶，同國民黨舉行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共產黨堅持要國民黨承認解放區政權和解放軍的合地地位，並同意讓出浙江、蘇南、皖南等八個解放區，把這八個解放區的人民軍隊撤到長江以北。但是，國民黨拒不承認解放區政權和解放軍的合法地位。在談判桌外，國民黨還發動了對山西上黨地區的軍事進攻，結果被解放軍殲滅了35萬人。進攻失敗後，國民黨代表又回到談判桌旁來。
經過43天的談判鬥爭，國民黨和共產黨在10月10日發表了共同簽署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它的主要內容是：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兩黨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等。但是，由於國民黨以“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為借口，雙方在解放區政權和解放軍問題上沒有達成協議。
《雙十協定》簽署的第四天，10月13日，蔣介石就頒發“剿共”密令，派軍隊進犯解放區，剛剛簽訂的《雙十協定》就被破壞了。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麵內戰，《雙十協定》成了一張廢紙。
為什麼“西安事變”會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扣留了蔣介石等人，引起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極大震驚。“西安事變”的突然爆發，世界各國和國內各種勢力都從各自的國家或階級、集團的利益出發，對事變作出不同的反應。有趁火打劫，企圖挑起中國大規模內戰的；有力主“討伐”，轟炸西安的；有主張殺掉蔣介石的；還有力主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的。西安事變的最終結果，是和平解決，內戰基本結束，給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當時各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相互作用、交錯牽製，形成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經過嚴肅、認真的分析，肯定張、楊發動事變是為了實現其抗日救國的要求，並對事變的發展趨勢作了充分的估計。為避免內戰，中國共產黨力爭實現和平的前途，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中共代表周恩來等抵達西安後，立即和張、楊進行長談，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當時，在東北軍、西北軍中的一部分感情衝動的少壯軍人要處死蔣介石。中共代表利用自己與蔣介石有著如同“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的血海深仇的曆史，做少壯派工作，強調以民族利益為重，收到了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另外，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給張、楊以有效的協助，而且在軍事上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宋子文、宋美齡抵達西安後，周恩來等參與談判，使談判獲得成功。蔣介石被釋放後，為防止發生內戰，使事變和平解決徹底實現，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督促蔣介石遵守自己的諾言。
其次，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事變中起了主體作用。他們發動事變的初衷，是從民族利益出發，要求蔣介石結束內戰，領導全民抗日。在事變的部署中，張學良嚴令執行捉蔣任務的孫銘久，不準傷害蔣，並絕對保障蔣的安全。事變發生後，張、楊還多次電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協商解決。與此同時，他們也先後致電各地實力派，共同協商政治解決事變。張學良還向蔣介石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隻要蔣同意聯合抗日，就盡早將其釋放。蔣介石頑固不化，但張學良的至誠行為，還是對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事變十分嚴重的緊急關頭，張學良果斷決定放蔣，並說服了楊虎城將軍，這就為和平解決事變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張學良不僅決定立即釋放蔣，還親自送蔣回南京，這有利於最終實現事變的和平解決。當張學良在南京被扣時，西安形勢驟然緊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學良不計個人身處逆境，以民族利益為重，本著和平解決事變的初衷，對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進行勸解，使可能爆發的戰爭得以製止。
再次，各地實力派的牽製作用有利於事變的和平解決。在國民政府組織“討逆軍”時，廣西的李濟深通電南京，要求收回成命，並與白崇禧一起通電反對內戰，建議和平解決事變。在北平方麵，宋哲元主張事變力求政治妥協解決，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在野名流，找出妥善辦法合謀萬全無遺之策。整個西南除廣東被親蔣勢力控製外，其他主要實力派都反對南京方麵武力解決事變。事實的解決過程表明，地方實力派雖然先後通電擁護中央，但都堅決主張用政治手段解決事變，反對軍事進攻，這對事變和平解決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四，蔣介石被迫反省，客觀上配合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事變之初，蔣介石不相信張、楊的真正用心，抱有一死之念。但經過其顧問端納、宋美齡等的勸說和蔣的實際觀察，終於改變了以死來對抗事變的態度，接受了張的要求，派蔣鼎文持手諭令南京停止轟炸西安，從而暫時製止了何應欽的軍事進攻，有利於事變的和平解決。從宋美齡到西安後，與張、楊等就西安方麵提出的六項主張進行了談判，並達成了協議。蔣介石作了一定的反省，並對談判條件作了一定的保證和允諾。盡管蔣是為形勢所迫並為其利益著想，但所達到的客觀效果，都是有利於和平解決的。後來蔣介石被釋放，這是實現和平解決事變的第一步。但最後實現和平，還需要蔣介石本人“言必行，行必果”，不對西安進行報複性的軍事討伐。蔣介石雖然未放棄軍事手段，但並不是重新發動內戰。蔣對“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的諾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實行了的。當然，也應當承認，蔣介石對和平解決事變的作用是被迫產生的，是在經過切膚之痛，生命之危以後的反省而產生的。
第五，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對事變和平解決的促進作用。如孔祥熙在國民黨中常委會和政治會議上，力主和平解決。並與何應欽、戴季陶展開了激烈爭論。為了穩定局勢，孔以代行政院長的身份，首先向全國各省軍政長官、地方實力派致電安撫，以免造成動亂，影響事變的和平解決。宋美齡極力反對處罰張學良和派兵進攻西安。她斥責主張軍事進攻的人實想炸死蔣介石而代之，這就使何應欽等人不敢執行討伐西安的計劃，對主戰派的行為起了有力的抑製作用。宋美齡請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到西安，端納之行為和平解決事變帶來了希望。後來，宋美齡和宋子文飛往西安，使和平解決的步伐大大加快。
第六，強大的國民輿論和國際反映對事變和平解決起了推進作用。譬如事變發生的當天，一些社會團體聯合通電全國，表示擁護張、楊的主張。這些行動不僅堅定了張、楊實現八項主張和平解決事變的信心，擴大了張、楊正義之舉在社會上的影響，並且對那些誣蔑張、楊，擁護南京討伐西安的輿論給予了有力的回擊。就國際反映而言，蘇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蘇聯的態度直接影響中共中央的決策，而中共中央的決策又對和平解決事變起了重大推動作用。可以說，蘇聯“切盼能早日迅速和平解決”間接地促進了事變的和平解決。英、美為保護在華利益，不希望中國打內戰，給日本以可乘之機，希望事變和平解決，這種態度直接影響到南京親英美派的行動。並且，英美對孔宋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也給了一定的支持。
總之，在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政治派別、軍事實力和輿論工具，都被卷入到事變中來，他們的主張和行動，直接作用於當事人張、楊和蔣介石，他們之間又相互作用、交錯牽製，形成一種合力，導致了事變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打下了基礎，開始了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