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大隊是怎樣從農業戰線的先進單位變成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的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原來是一個人窮地薄的山村，20多年裏，它成為中國特別是農村家喻戶曉的地方，經曆了從農業戰線的先進典型變成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的過程。60年代初期，由於黨的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失誤和嚴重的自然災害，再加上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地停止了對我國的經濟技術援助，我國的國民經濟陷入困難局麵，嚴峻的形勢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沒有外援或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人民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闖過難關，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於是，在與困難作鬥爭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譜寫了一曲曲自力更生的凱歌。大寨大隊的人民戰天鬥地的英雄事跡，就是農業戰線上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典型。
大寨大隊地處昔陽縣海拔1000多米的山區，這裏屬於太行山脈，土質較差。全大隊800多畝土地分散在“七溝八梁一麵坡”上，竟分割成4700多塊，水土流失十分嚴重。在新中國成立前，全村有一半多的人當長工、打短工，趕牛放馬，外出討吃討穿。建國後，這裏經過土改，實現了集體化，然而，由於大寨的自然條件十分差，大家還是過著貧困的生活。但是，特別困難的自然條件並沒有使大寨人垂頭喪氣，相反，更激發了他們的鬥誌。在1953年，就是這個剛組織起來的窮山村，就製定了一個改變自然的雄偉計劃，決心要使窮山溝變成富饒的米糧川。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等的帶領下，大寨人憑著钁頭、籮筐等簡陋工具，把大寨的7條大溝和幾十條小溝都閘壩壘堰淤成農田，阻止了水土流失，把全村的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通過秸杆還田、大施農家肥、深耕土地等，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1963年秋，大寨遇到了特大洪水災害，大寨人10年來修好的100多條大石壩被衝毀了，層層梯田被衝成了大溝壑，許多房屋倒塌。但大寨人憑著自己勤勞的雙手，又從頭做起，取得了抗災奪豐收的勝利。在成績麵前，大寨黨支部仍然教育廣大社員群眾要目光遠大，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艱苦奮鬥，為國家多做貢獻。
大寨大隊的先進事跡，引起了有關方麵的高度重視。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寫的長篇報導《大寨之路》和該報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介紹了大寨的事跡和經驗，號召全國向大寨學習。《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學習他們遠大的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心；學習他們敢於藐視困難，敢於同困難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學習他們實幹、苦幹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優良作用，學習他們嚴格要求自己、以整體利益為重的共產主義風格；學習他們永遠前進並把偉大的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的好作風。《大寨之路》的報導說：“大寨貧困落後的過去，是我國農村過去的縮影。大寨的現在，又是我國當前農村的現實寫照。在我們國家的每一個地方，不論是山區還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個地方，既要很好地學習大寨經驗，也要很好的總結自己的‘大寨’經驗。在無數個‘大寨’的光輝事跡的鼓舞下，我國農村人民必將鼓起更大的革命幹勁，積極開展科學實驗，推動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促進我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業現代化更快更好的前進發展。”1964年，毛主席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在同年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指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的風格，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這是對大寨大隊經驗的根本概括。此後，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全國各地方廣大農村群眾以大寨為榜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開山造田，圍河修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以頑強的鬥誌，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農村的麵貌，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對推動我國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全國糧食的產量，1964年為3750億斤，1965年為3890億斤，1966年達4280億斤，1967年更達到4356億斤，連年上升。棉花產量1964年為3325多萬擔，1967年則達到4707多萬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65年9月，全國水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大寨精神，小型為主，全麵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為農業增產服務”是今後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基本方針。廣大農民響應號召，自己集資組織起來，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全國農田灌溉麵積由1965年的3305萬公頃，增加到1977年的4499萬公頃。這些水利工程，對於抗旱防澇，保證糧食的穩產高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農業學大寨”運動應該說還是有其積極的一麵。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由於“左”傾路線的推行，使“農業學大寨”運動出現了嚴重的偏差。首先是把大寨經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熱愛國家、關心集體等內容改為搞階級鬥爭，反資產階級法權，實行“窮過渡”等極“左”的做法。大寨大隊和昔陽縣的個別負責人，受“左”傾思潮的影響，對大寨經驗進行了重新的總結。他們提出，大寨經驗的精髓是“大批促大幹”，要與人鬥，大搞階級鬥爭。生產上不去，是“階級鬥爭抓得不緊”，“有階級敵人破壞搗亂”；為了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大寨大搞平均主義，在分配製度上搞“自報公議”的工分製，取代依據勞動定額的評工記分製；大寨還提出克服資本主義複辟的手段，就是“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把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農貿市場等都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盡數割除；大寨大隊由於規模小，一直是實行大隊核算製，昔陽縣為了推廣大寨“經驗”，於是1967年到1968年間，將全縣改為大隊核算製，結果形成“窮過渡”；為了建“大寨田”，昔陽縣大搞“一平二調”，侵犯生產隊的所有權，違反等價交換的原則，挫傷了多數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對於大寨和昔陽的做法，在極“左”路線下卻得到了肯定。比如《人民日報》在1975年10月21日的《普及大寨縣》這篇社論中說：“要像大寨和昔陽那樣，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始終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農村的主要矛盾。要‘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大寨的同誌說得好：‘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我們要從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認識大寨的經驗，像他們那樣，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民，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不放，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大寨的這個經驗，是帶根本性的。不學這一條，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不敢批，不敢鬥，要建成大寨縣，是不可能的。”“四人幫”一夥更是利用學大寨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1975年9月，江青在接見大寨大隊的幹部和社員時，根本不談農業，卻大放厥詞，別有用心地講評《水滸》，說宋江如何排斥晁蓋，極力影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這樣一些用“左”的立場總結出來的“經驗”，向全國進行推廣，其後果可想而知。為了使全國都來學大寨，當時對大寨實行了拔高和保護的政策。在宣傳上把大寨經驗吹得神乎其神，不能在學習中有一點走樣。國家還在財力、物力上對大寨予以大力支持，以保證這麵紅旗。各地在學大寨的過程中機械地照搬大寨經驗。除大搞階級鬥爭外，在生產中也依樣畫葫蘆。大寨地處山區，將山地改為人造小平原，各地則紛紛向山頭進軍，搬山造田，結果勞民傷財；在南方，一些省份為學大寨圍湖造田，在西北，一些地方則毀草開荒，破壞了生態平衡，結果不但減少了漁牧業收入，而且使農業生產也受到損失；在興修水利過程中，有許多地方不考慮上遊水源和下遊需要，亂建水庫，不但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對自然資源的開發造成不良影響。正是在這種荒唐的學大寨運動中，給農業生產造成許多不良的，甚至是難以挽回的影響。
打倒“四人幫”後，全黨全國人民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大寨的錯誤和弊端日益為廣大幹部和群眾所認識，一些富有責任感的有識之士也紛紛挺身而出，指出大寨的錯誤。如剛從“牛棚”解放出來的農業科學家、中國農學會創始人之一、也是該會理事長的楊顯東同就是其中之一。1978年，他主持召開全國農業學術討論第3次代表大會，並率來自全國的800名代表到大寨參觀。他後來回憶說，來到大寨，一行人竟大失所望。虎頭山光禿禿；為了搞人造小平原，大寨人砍掉樹林，把小麥種到山頂上，破壞了生態平衡。已近收割季節，麥苗隻有五六寸高，麥穗也抽不出來。偶有抽穗，也是幾粒癟子。大家去參觀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綿田”，這竟是推土機推出的堆堆黃土。農業部有兩個幹部知道內情，說大寨的麵積和產量的比例，大旱之年大豐收是假的；談到自力更生，國家每年支援那麼多的人、財、物力，怎麼解釋？楊顯東作為一個科學家、農業部的老部長，看了大寨的現狀，心裏覺得很難受，感到大寨的蓋子不能再捂了。1979年春，楊顯東在全國政協常委小組會上發言，揭露大寨的5個問題，大寨片麵強調“以糧為綱”，把其他經濟都砍光了；毀林造田，大造山間小平原，破壞生態平衡；社員家庭副業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窮光蛋；實行的“窮過渡”、吃大鍋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同時，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自然，他的這個發言遭來了上麵一位分管農業的領導人的指責，有關部門的領導也責令他作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