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康生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
康生，這個在黨內呼風喚雨50多個春秋的顯赫人物，官至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在為他舉行的追悼會上，他被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但是，康生卻是一個混入我黨多年的野心家、陰謀家和政治騙子，長期以來幹了大量損害革命的事情。黨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公布了他的罪行，並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和撤銷對他的悼詞。縱觀他一生生活的軌跡，很值得我們深思。
康生於1898年出生於山東諸誠，曾用名張叔平、張紹卿、趙容等。他所在家庭，是當地有名的富戶，有地幾千畝，每年收租幾十萬斤。小時候，在家裏受過私塾先生的啟蒙教育，念了一些“人之初”等舊學課本。少年時代，他看到了統治中國300年清朝被推翻，改朝換代的浪潮給他一定的影響。16歲時，他像當時許多崇尚新潮的青年一樣，決定外出求學，來到青島一所富家子弟雲集的中學。在這裏，他接觸到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大大開闊了眼界，也由一個小地方的“鄉巴佬”變成了思想激進的青年。
1924年，他來到繁華的上海，進入上海大學讀書，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不平凡的一頁。上海大學是一所中國共產黨為自己培養幹部的學校，總務長鄧中夏、教務長瞿秋白都是當時黨內外有名的人士。次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他積極參加黨在上海領導開展的多項社會活動，罷工、請願甚至武裝起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他逐漸受到組織上的重視，讓他先後擔任過上海大學中共特支委員會書記、中共滬東區區委書記等職。實事求是地說，這時候的康生，還是一個充滿理想和敢於犧牲的革命者，如果一直保持這股幹勁，或許他將對中國革命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由於後來黨內鬥爭的複雜性，他消極地看到了個人政治生涯中的榮辱沉浮，為了保存自己並向上爬，他學會了見風使舵，後來逐漸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喪失了做人的原則和良心，更失去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品質，長期在黨內左右逢源興風作浪，給黨造成了巨大損失。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大屠殺。在血雨腥風中，共產黨人並沒有屈服，紛紛進行反抗。但是，由於黨處於年輕時期，沒有多少革命鬥爭經驗，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鬥爭近乎蠻幹，作了一些無謂的犧牲，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六次代表大會，會議對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批評，由於過分強調階級成份，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發政治文化素質不高，黨的實權實際上落到了李立三手中。康生私下分析了黨內這個形勢，認為要投靠李立三才能有所發展。於是，他在有人指責李立三工作中的缺點時，“勇敢”地站出辯護，獲得李立三的好感。在李立三的大力提攜下，康生很快升至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的位置。他初戰告捷，嚐到了耍弄政治手腕的甜頭。黨在糾正瞿秋白路線的錯誤時，過多地從他個人身上找原因，沒有從體製根源上作認真分析，所以李立三控製中央後，仍舊實際上推行一套“左”的路線。以後，李立三路線受到清算時，同樣也是從他個人身上找原因的因素多，以致他的繼任者采取了更“左”的策略，這不能不是黨在年輕時的悲劇。李立三認為，革命發展要以城市為中心，武裝暴動是奪取一省或幾省先勝利的主要策略，命令少數黨員和基本群眾在一些大城市進行罷工、起義，還不顧實際情況調動紅軍長途奔襲武漢、長沙等大城市。李立三路線推行一段時期後，充分暴露了其後果，使黨組織和武裝力量遭到較大損失，當然引起廣大黨員幹部不滿。
1930年9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黨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李立三在會議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因此也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李立三一下台，康生深感不妙。為了保存自己，馬上打起反李立三的大旗。他平時接近李立三機會多，因此也深知李立三的弱點和錯誤。他揭發說，李立三搞宗派主義，實行“一言堂”，聽不進不同意見，領導能力不夠等等。他的表態，得到同誌們的認同，很快就渡過了這場風波，這也讓他獲得了以後多次化險為夷的“經驗”。那麼，下一個中共的實際領導人是誰呢？康生緊張地思考著。這時共產國際扶持王明走到了前台。王明在1925年去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積極追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兼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取代了李立三。康生看到眼裏，記在心裏，積極向王明靠攏。王明開始並不喜歡康生，覺得他變得太快，但由於自己剛從國外回來。根基不深，需要幫手，康生自己送上門來，幹脆就順水推舟，拉一個一齊幹事的。不久，王明就委任康生做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康生欣喜若狂，不禁為自己的投機鑽營術的成功洋洋得意。後來，康生跟隨王明到蘇聯共產國際，王明作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康生擔當王明的助手。在蘇聯，康生積極吹捧王明，為王明搖旗呐喊。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推行了一條更“左”的政治路線，結果，在黨內形成了繼李立三路線之後緊接著出現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王明在軍事上推行冒險主義，後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路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合他心意的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在中央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重大損失。1937年，康生隨著王明從蘇聯回國，來到革命根據地延安。此時，國內形勢大變，紅軍經曆了國民黨的幾次圍剿，進行了震驚中外的長征，在途中舉行了遵義會議，感到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奠定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的領導地位。王明和康生一回到延安，就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尷尬的位置：一方麵毛澤東的地位共產國際尚未正式承認，王明還放不下領導人的架子；另一方麵，延安的人許多曾受王明路線的傷害，對他們比較冷淡。到延安後的一年裏，康生是在煎熬中度過的。他自知同王明拴得太緊，這時改弦易張很容易拔出蘿卜帶出泥，他審時度勢，反複權衡，一直下不了決心。王明回國後，中央安排他擔任長江局書記，他由“左”的傾向，一變為右傾主義，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投降主張，擅自對外發表了許多與中央聲音不同的講話。清算王明等人的一天終於來了。黨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共產國際在意見中表示“王明等人不要爭吵了”。康生見王明大勢已去，內心受到了極大震動，馬上反戈一擊，同王明一刀兩斷，主動揭發王明。他的這些舉動，使他重新獲得中央的信任，並讓他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和社會情報部的部長。康生故伎重演，又一次滑過了關。
康生既無戰功，又跟著王明跑了幾年，雖說仍舊受到中央信任，但終究在黨內無多大建樹。如何創造“政績”，是他苦思冥想的一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運動時，他終於逮到了機會。1942年，中央在延安實行了整風運動，目的在於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康生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在整風運動後期，插手和製造“搶救失足者”的鬧劇，把大批同誌打成“特務”、“叛徒”。1942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提出，“現在是緊急的軍事動員時期”，無論什麼人，“無論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地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靠自己”。當時，延安處於國民黨四處包圍之中，國民黨也暗中加緊派遣特務滲透延安。康生的講話，使這股“搶救”之風迅速刮向延安各地，出現了嚴重的逼、供、信現象，為了獲得完成任務的指標，許多單位的領導人不惜采取主觀臆斷、欺騙恐嚇、刑訊逼拱的手段，打擊範圍擴大到驚人的地步。如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隻有20人未被“搶救”。在黨內影響很大的“王實味案”的主角，就是由康生下令逮捕，後遭槍決之厄。這時戰友相互揭發，甚至夫妻反目，一時搞得延安人人自危，天怒人怨。中共中央、毛主席及時發現，使得這一錯誤得以製止。這個偏差，毛主席不得不出麵，在延安禮堂向蒙冤的同誌鞠躬道歉，而在這場運動後，康生給人的印象是“肅反專家”，撈到了在黨內立足的政治資本。但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時，由於他在黨內搞得怨聲載道，許多人不願投他的票，經毛主席反複做工作，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失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社會情報部部長的職務。
1945年“延安整風”運動後一段時間裏，康生處於相對沉寂的時期。1947年，他到山東去參加土改，1949年，擔任山東分局第一書記、山東軍區政委和黨委書記。同年6月，與饒漱石爭奪華東局書記職務時失敗，從此一“病”不起，整日栽花種草，賞玩金石。在賦閑的日子，他常想中央是不是不信任他了？以致於饒漱石去看他時，他竟要求饒向中央和毛主席說明，他“決不是特務奸細，請組織上不要誤會他”。可見他當時胡思亂想到何種程度。
1956年，康生養病生涯結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雖然這時他的老對手饒漱石已經身敗名裂，但康生的境地並未像他重新出山時想象的那麼好。在9月份召開的黨的八次代表大會上，康生雖然當選為中央委員，但卻沒有繼續當上政治局委員，隻被選了個政治局候補委員，與過去相比，降了一格。這股怨氣忍了好久他才緩過勁來，深感許多事情還得從頭做起才行。他的老本行是什麼？當然一是“吹”，二是“整”。
康生在觀察毛主席解放後的言行中，發現毛主席逐漸產生了個人自滿情緒，他決心從這裏下手。他抓住在黨校和一些理論研討會講話的機會，大談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頂峰，起勁地樹立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招，逐漸得到最高領導人的賞識，他又開始變紅起來。
在黨內鬥爭中，他總結出“寧‘左’勿‘右’”的要訣，“左”邊是土坑，摔了還可爬起來，而右邊卻是糞坑，摔下去就臭不可聞。“大躍進”時期，他到處鼓吹社會主義“神話”時代來臨，煽動狂熱情緒。在廬山會議上，他率先向毛澤東表態，說彭德懷和黨同床異夢，對最高領導人下決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62年，他帶頭發動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打倒了習仲勳和鄧子恢。因揭發兩案有功，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64年，繼續組織策劃批判楊獻珍的“合二為一”論，鼓吹鬥爭哲學。這本是哲學上的一個學術問題，卻株連了上萬人，向全國理論界、文藝界和教育界狠狠開了一刀。
1966年，最高領導人同劉少奇等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諸多方麵發生認識上的分歧，矛盾加深。最高領導人要發動一場革命，準備改變現狀，這就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康生心領神會，積極充當幫手。“文革”的災難降臨在中國大地上。康生，作為“中央文革”的顧問，把“文革”之火越扇越旺，並直接組織指揮製造了多起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