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老帥們在“文革”的初期，要“大鬧懷仁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7年初，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不懼危險，挺身而出，針對搞“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種種錯誤做法，在2月前後的不同會議上，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多次鬥爭。其中，以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碰頭會上的鬥爭最為激烈。後來這件事就稱為老帥們“大鬧懷仁堂”。
自從《五一六》通知下達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興起。一開始，對於“文化大革命”怎樣搞，大家心裏沒有多少數，更是很少人能料到“文化大革命”會發展到天下大亂的程度。但認為通過這場運動，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大家還是讚成的。隨後7個多月，可謂風雲變幻，事件繁多，讓人眼花繚亂。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7月20日，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8月12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決定，批準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人撤職的決定。大量報刊、雜誌等被查禁，一大批幹部群眾受到牽連。
改組了北京大學黨委，批判專家、學者、權威，學校工作基本癱瘓。在北京的影響下，各地青年學生紛紛起來“造反”，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迅速泛濫，亂揪亂鬥現象開始出現。
從9月份起，全國大、中學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串連。參加串連的學生數以千萬人，並且乘車、吃飯、住宿都不要錢。在學生大串連如火如荼之時，各地群眾也紛紛到北京、到各地串連。交通越來越不堪重負，火車車廂下的彈簧到了要斷裂的程度。這種大串連，使大量生活物資和生產資料難以調運，危及生活和生產，串連本身還花掉了國家數以億計的金錢，而且造成了全國性的動亂。
由毛主席默許，江青等人公然鼓動打倒劉少奇。12月18日，張春橋指使蒯大富組織遊行示威，首先在社會上煽動“打倒劉少奇”，江青在大學說劉少奇“幹了反革命壞事”。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公然煽動打倒劉少奇，不僅反常，而且公然踐踏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
12月，由林彪主持，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說，工交戰線有嚴重的階級鬥爭，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大搞。康生則說，經濟基礎方麵的修正主義更值得重視，必須批判“唯生產力論”。同時，還作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在農村也要采取“四大”形式，實行大民主，社隊之間、農民和學生之間進行串連。這樣“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開始擴及工廠和農村，波及全黨全國各個角落。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經毛主席審定過的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提出：“1967年，將是全麵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消除它的影響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1967年的政治任務是：工廠、農村“抓革命、促生產”，大搞文化大革命；革命師生、革命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充分發揚大民主；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這個社論，實際上提出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將局勢推向更加混亂的狀態。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上海造反組織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8日，毛澤東高度讚揚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根據毛主席意見，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工總司”等造反團體發出賀電。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肯定上海的奪權，說“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展開全國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於是，奪權之風刮遍全國，打、砸、搶、抄、抓和武鬥事件層出不窮，形成了“天下大亂”的局麵。
從《五一六》通知以來，黨、國家和人民群眾遭受了嚴重的災難，許多黨員、幹部對“文化大革命”逐步由不理解、不滿意到不同程度進行抵製和反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麵對這場危難，陷入深思、焦慮之中，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非常擔憂。因此，就和林彪、江青一夥發生了正麵衝突。從1967年2月初開始，為及時處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方麵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中央決定，由周恩來主持，每周三天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吸收各有關方麵的負責人參加。在這個會上，老同誌們與“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在2月16日發生了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激烈鬥爭。
懷仁堂碰頭會一開始就有“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味道。周恩來主持會議，每次坐在會議桌的頭上。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穀牧等人，經常很自然坐到桌子的一邊；而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也自然湊在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邊。早在26日前幾天的碰頭會上，老同誌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憤怒，質問了“文革”派一夥。葉劍英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工廠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激動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把軍隊搞亂，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李富春因協助周恩來抓日常生產，經常找一些副總理研究情況，康生當麵誣蔑他是“反黨俱樂部主任”，李富春說，我再不抓，對周總理的壓力更大，你們既然這麼講，那就組織專案審查吧！聶榮臻也說，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6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再次召開碰頭會，原定計劃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結果從陳丕顯到了北京沒有引發了“大鬧懷仁堂”事件。當時，由於不少省委書記被遊街、批鬥，周恩來根據毛主席意見，把一部分省委書記接到了北京，但仍有一些人被當地的一些人無理扣押，陳丕顯就是毛主席點名要接到北京而仍未到京的一個。所以，那天譚震林參加碰頭會，在門口遇到剛從上海回來的張春橋，就問他“陳丕顯來了嗎？”張春橋推托說“群眾不答應”。譚震林大為不滿，說：“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對此蠻橫地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在會上，譚震林再次提出陳丕顯和一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進京的問題，張春橋厚顏無恥地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這時，譚震林怒火中燒，憤怒地指責說：“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又一個打倒。老幹部一個又一個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反革命！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也慷慨陳詞，憤怒指責了林彪、江青一夥的罪惡行徑。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李先念說：“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在這次會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義正詞嚴，大義凜然，說得“文革”派一夥狼狽不堪。這樣多的黨政軍領導同誌在黨的會議上痛快淋漓地發言，當麵斥責“左派”，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這次會議是伸張正氣，正義壓倒邪氣的會議，這次會議是一場捍衛馬列主義、捍衛黨的原則的偉大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