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中國資產階級的新聞事業雖然繼續受到北洋軍閥的摧殘，但仍然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報刊數量保持著逐漸增長的趨勢。據《申報》調查，1921年全國定期出版物共1134種，其中日報550種；到1926年，據北京中外報刊類纂社調查，全國日報已達628家。同時，通訊社也得到了迅速發展，據統計，1926年全國共有通訊社155家。無線電廣播事業也開始在中國出現。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新聞事業在這一時期處於迅速發展狀態，報紙、通訊社、廣播等各種新聞事業發展成一個比較齊全的網絡。有人說，民國初年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可惜時間過於短暫。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後，百家爭鳴環境的出現，才真正使中國的新聞事業有了大的發展。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誕生，革命報刊的繁盛，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更上一層樓，使我國的新聞事業步入了真正的黃金時代。
一、《申報》與《新聞報》的新發展
《申報》與《新聞報》是上海的老牌大報，這一時期也在穩步發展。《申報》1912年轉入史量才之手，在與席子佩的爭訟中，史量才失敗，被勒索了大量賠款。但史量才愛報如命，經營有方，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後，便大有進展。《申報》到史量才手中才真正成為了著名的商業性大報。《新聞報》在汪漢溪、汪伯奇父子的精心經營下，基本上一直處於發展趨勢。進入20年代後，兩報的銷售急劇上升；《申報》1921年銷數為45萬份，至1926年底，達141萬份；《新聞報》1921年銷數近6萬份，1923年達10萬份，到1926年達141萬份，差不多接近該報的曆史最高水平。兩報的行銷數創全國報紙發行的新紀錄。兩報的共同特點是：報大版麵，由日出3大張擴為5大張；增設多種專欄、專刊、附張、副刊；報紙內容趨向綜合化、雜誌化、加大廣告、商業經濟、文化娛樂方麵的版麵；削減時評的篇幅，對評論的寫作持謹慎態度，盡量避免以言論取禍。兩報的迅速發展，除繼續以辦企業的方式加強管理外，主要還有以下兩個方麵的原因：第一，施行“無偏無黨”、“經濟獨立”的方針。該方針本是福開森在民國初年提出來的，當時資產階級政黨報紙急劇墮落，聲名狼藉，大批報紙因接受津貼而陷入爭權奪利的漩渦，被人們唾棄。新聞界人士都力求在“非政黨”和“獨立”的新聞事業中尋找出路。《申報》和《新聞報》也在追求這樣的目標。其實，沒有政治傾向性的報紙是不可能出現的，因而標榜所謂“無黨無偏”帶有很大的虛偽性。《申報》、《新聞報》所能做的不過是削弱報紙的政治性內容，加強報紙的知識性和社會性而已。但這種改變，適應了更多的讀者的口味，因而大大地擴大了報紙的銷路。兩報施行重新聞、輕言論的原則，社論和長篇政論基本上取消，而代之以篇幅短小的八麵圓通的短評。這種在政黨報紙使人厭倦的形勢下的改變，確乎擴大了兩報的聲譽。第二，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在當時，出報的快慢與報紙銷數的多少有著直接的關係，報業主們都很重視印刷設備的更新。如1914年《新聞報》日銷2萬份，用的是1架二層輪轉印報機，1916年增至3萬份，汪漢溪便購進波特氏三層輪轉機和2架四層輪轉機，使該報1921年銷數驟增至6萬份時不至於有印刷問題。1924年汪漢溪死後，其子汪伯奇坐升總經理，於192年又購進新型高速輪轉機2架，該機每架每時可印4大張的報紙36萬份。其次，通訊設備的更新和先進技術的采用，爭取了時間，保證了新聞的速度。如《新聞報》，在別的報紙都依賴外國通訊社發布國際新聞的情況下，購進設備，設立了一個國際電訊報房，裝備了最先進的收電機，收聽國際國內新聞。它在直接收聽到比較重要的新聞後，當晚譯出，翌日見報，比其他報上的新聞早了一天。《新聞報》把自己收譯的外電，冠之以“本報國外專電”，它為《新聞報》銷數的增加和聲望的提高發揮了很大作用。
二、新紀《大公報》和胡政之、張季鸞
1916年，英華將《大公報》轉賣給了安福係財閥王郅隆。王郅隆時期的《大公報》親日色彩很濃，為讀者所厭棄。1923年王郅隆死後，《大公報》日益衰落，最後隻好於1925年11月2日停刊。1926年，吳鼎昌出資5萬元買下了《大公報》的全部資產，邀請胡政之、張季鸞合作，組成“新紀公司”，使《大公報》獲得了新生。“新紀公司”《大公報》由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總經理，張季鸞任總編輯。1926年9月1日，新紀《大公報》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讀者麵前。它不僅印刷精美，版麵精妙，編排新巧，而且消息準確迅速，時評透辟深刻，因而發展很快。續刊時發行不足2000份，到192年5月即增至6000份，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元，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元轉為收支平衡。
人們說，新記公司《大公報》是由吳鼎昌的資金、胡政之的組織和張季鸞的文章三者構成的，在續刊後的10年內確實如此。吳鼎昌極希望把此報辦好，他主要掌握經營方針，也經常與胡、張談論新聞，交換意見。胡政之掌握報社經營的全局，每日上午處理經理工作，下午參加編輯會議，晚上與吳、張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還撰寫幾篇社評，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時，習以為常。張季鸞的主要興趣在編輯和言論方麵，他每天下午主持編輯工作會議，研究平津各報，給編輯人員分配工作，考慮第二天報紙的版麵輪廓。他每天晚上工作繁重，除與吳、胡談社務，談時局，談社評，或為吳、張所寫的社評潤飾定稿，還要親自處理重要的新聞，主要標題和版麵安排，都要斟酌推敲，反複考慮。他每夜工作到次晨二三時，遇有重大問題，也常熬到天亮。由於3人的通力合作，報紙很快有了起色，並在以後的23年裏，成為國內的著名大報。新記《大公報》的辦報方針是“四不”：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是大公報複刊的第一天《本社同人旨趣》中提出的。所謂“不黨”，即“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所謂“不賣”，即“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麵之入股投資”；所謂“不私”，即“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所謂“不盲”，即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
胡政之，著名記者和報人，名霖，字政之，四川成都人。1905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1911年回國，幹了一段短時期的律師工作後開始從事新聞工作。1912年進《大共和日報》工作，初為翻譯，後為編輯、主筆。1915年任該報駐京記者。1916年受王郅隆之聘，任《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1918年底前往巴黎采訪巴黎和會，是中國采訪巴黎和會的唯一記者。回國後，與林白水合辦《新社會報》，任總編輯，因意見不合，旋即離開。1921年創辦國聞通訊社，任社長，並於1924年創辦《國聞周報》。在1926年任《大公報》總經理之前，胡政之已有10多年的報刊生涯。成為《大公報》總經理後，他盡職盡責，嘔心瀝血，任人唯賢，特別是在抗戰時期，他未雨綢繆，設上海、漢口、重慶、桂林、香港諸館，毀一館，設一館，百折不撓，飽受顛沛流離之苦，而彌久彌奮，其功勞自不可湮沒。他一生保持著淡泊文人的本色，自奉儉樸，不謀榮利，時時向同人指出“事業前進，個人後退。”他既是經營事業的長才，同時也是文章好手，為《大公報》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季鸞1881941，著名記者和報人，名熾章，祖籍陝西榆林，出生於山東鄒平。13歲喪父，1905年，年僅1歲便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任職陝西留日學生主辦的《夏聲》雜誌，開始辦報生涯。1908年回國後，在上海協助於右任編輯《民立報》。辛亥革命後，一度擔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次年至北京，與曹成甫創辦北京《民立報》，任總編輯。因宣傳反袁被捕入獄，羈押了3個多月，經營救獲釋後，至上海繼續從事辦報活動。先後任《大共和日報》編譯和《民信日報》總編輯。繼續宣傳反袁。
1916年，應騁任《新聞報》駐北京記者，以“一葦”的筆名專寫《北京特約通信》，成為民初名記者之一。同年兼任北京《中華新報》總編輯。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秘密借款事再次被捕，經多方營救，始恢複自由。1919年出任上海《中華新報》總編輯，該報因經營不善，於1924年停刊。1925年一度從政，但不到1個月，便拂袖而去。出任《大公報》總編輯時，他正在天津閑居。從1926年就任《大公報》總編輯，直到1941年9月病逝，主持該報筆政達15年之久。他把全副精力撲在編輯和言論上，他知識豐富，對於時事了如指掌；不管周圍環境多麼喧囂，他也能全神貫注寫稿。其文章文筆犀利，講理透辟，筆鋒常帶感情，頗能感染讀者，所以給人深刻印象，影響深遠。張季鸞本著新聞救國、言論報國的初衷，在報壇耕耘了30年；30年前他投身報界，是記者，30年後他因病謝世，仍是記者。30年間，他撰寫了3000多篇文章，開創了從評論中透露新聞，新聞中帶有評論的新路子，由於他天才的新聞敏感，指揮采訪寫出了許多獨特的新聞。張季鸞無疑是我國新聞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