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獨鍾於古典情懷
郭：博爾赫斯更關注的是哲學的經典話題，如時間、空間等宇宙觀。比如他的《另一次死亡》，從中我們不難體味出作者的敘事傾向與他對於這撲朔迷離的故事用神學闡釋的本身，帶有極強的唯心主義和後現代色彩。比較而言，我感覺你的很多作品更多了一些對美好情懷的禮讚，比如你在《第二次陣亡》中，在酣暢淋漓的抒情中，甚至在荒誕情節的敘述中完成了主題的升華，那就是要讚美一種東西，一種古典的、理想主義的情感。包括至純的《雨中的梔子花》以及至善的《祭酒嶺》，簡直就是演繹了一部部現代版的《人鬼情未了》。從這一點講，你也為我們提供了具有人文關懷的文本。你對於古典情懷的如此獨鍾是純屬於審美上的追求還是隱含著一種現實觸動或者兼而有之？
鍾：可能是兼而有之。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周圍的人都比我年齡大，而且我也趕上了上山下鄉的尾巴，所以我出生在六十年代但思想傾向卻接受了很多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知青作家的影響。從骨子裏，我還是比較喜歡古典的理想主義的東西。我認為無論文學的形式怎樣變化，現實的也好古典的也好現代派的也好，人的精神人的渴望人的困境乃至追求，都永遠是文學重要的主題。一個作家可以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寫作方式和文學趣味，但他在任何時候也不應該放棄人文關懷。真正偉大的作家是那種具有博大胸懷，富有同情心，對人類有大悲憫的人，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托爾斯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作家的境界。現實是醜惡的，但作家應該有理想。美的就是美的，醜的就是醜的，你不能沒有自己的傾向。可能我的觀點有點兒守舊，但我確實覺得是這樣。當然了，人的信念、渴望乃至眷戀是可以超越生死的，像《士兵乙生》、《歧路》。我一直認為當人的感情達到極至時，他就會忘掉自己的死亡，這就是所謂的“生而忘死”。我們常說一個人為了什麼什麼連死都不怕，可我覺得更棒的應該是連死都忘了。我在《祭酒嶺》、《雨中的梔子花》中表達的也是這種意思。可能從骨子裏，我還是比較喜歡古典的理想主義的東西。
郭：現在涉及宗教的題材逐漸增多，像北村和張承誌。宗教狂熱在某種意義上正反映了信仰危機，在《拯救》中你想要表達什麼？
鍾：其實這個題目我老早就想寫了。我曾經搞過中共黨史，大學畢業以後曾經去搞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接觸了許多活生生的人物和史料。我曾經在山區土窯裏見過一些最最落魄連飯都吃不上的老人，你很難想象他們就是當年叱吒風雲的農民運動領袖或學生領袖，這種對比會使你產生很多感觸。我最早是想寫赤衛隊、革命者，那些最終被甩到曆史舞台下的當事人所敘述的曆史和寫進正史的東西有相當的距離。後來我想到了現代史上有一段共產黨領導的“非基運動”，就是號召學生上台去和神父作鬥爭，就想把這些加進去寫。當然我對這事有自己的理解，我讀過雲南地區基督教傳教士的研究材料，他們確實做過很多好事，包括給人治病，有些少數民族的文字也是由傳教士創造的，從某種意義上他們進行了一次文化啟蒙。關於《拯救》，它和《金子》比較接近，表達了人為了一種理念可以進入何等的迷狂狀態。除了那個妓女，小說中的每個人都自以為在拯救別人，為了拯救他們或者殺人或者被殺，殺人的人自己也被殺。都在拯救來拯救去，而老百姓的信念千百年來都沒有改變，以不變應萬變。弄到最後倒是百姓對他們有一種憐憫，給了他們一片毒藥白泡樹花瓣。這裏寫了人為了理想能忍受多大的苦難，能作出多大的犧牲，實際也有一種悲劇意識。
郭：看來與現實的對抗和對現實的悲觀，是導致你這種規避性寫作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
鍾：一個人選擇寫作最終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當一個作家與現實太和諧並且感到其樂融融的時候，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太多超越的力量和批判的力量。餘華說過，他和現實有一種比較緊張的關係。我相信很多作家都有這種感覺，而寫作正是緊張和壓抑中一種逃避的方式或突圍的方式，是對這個世界悲哀失望的時候，才去追求另外一種世界。寫作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就像我在《寫作與做夢》中講的，我將寫作看作是記錄夢境的一種方式。我們注定要死，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就像是一個死囚在行刑路上的那一短暫的一瞥，而且這條赴刑之路隻有一條，我們注定隻能看到自己行刑路上惟一的景色。而做夢能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景色，所以做夢能讓我們活許多次。而且寫作還是一塊大玻璃，把我和這個現實的世界隔開了，使我能站在裏麵麵對這個世界，我可以不看它，還可以對它做個鬼臉。
郭：假設當下的現實很吻合你的理想，你就會描寫當下的現實嗎？
鍾：我覺得現實永遠不可能是完滿的，一個作家最可貴的一點就是他能看出這種不完滿來。
郭：就是不論現實如何，你都會和它保持一段距離，並抽拔到一定高度……
鍾：抽出一種美的東西來。所謂的藝術氣質實際就包含一種超越的力量。它肯定是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所謂的世外桃源隻可能在作家的頭腦中存在，他肯定不會認同現實的麵目。正因為他頭腦中的東西與現實永遠是有距離的，所以才會促使他去寫……
郭：正因為這樣，對原創性的美的追求以及對現實的懷疑對於一個作家是很重要的，如果認為曆史的本來麵目就是如此，缺乏想象的參照，世界將不堪想象。你覺得你的作品與客觀世界不是割裂，而是超越的？
鍾：這是我努力的方向。超越就是給自己的世界一個自己的邏輯，然後讓讀者一下子開了一個眼界。小說的目的是發現。就像卡夫卡所說，好的作品就像一把能砍開你心中冰凍世界的利斧，就是小說一定要開啟一個新的思路，讓人一看，哦，原來還有這麼一回事。不要讓人一看說，哎，這寫的和我們單位那事兒特像。我認為，這沒什麼意思。
郭：你的作品對現實的醜惡也有所揭示，但卻很溫婉，甚至還有一些同情和憐憫，你把讀者帶進了一種淡淡的美的意境，正像你的文本盡管書寫了大量的死亡，但卻沒有陰森森的恐怖感和黑沉沉的悲哀感，相反卻有一種淡淡的美感，我想這樣一種處理方式與你的人生哲學和藝術思想應該是分不開的。
鍾：我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其實是非常悲觀的，我覺得苦難與其說是一種可以與之抗爭的人為的東西，不如說是命運，是我們每個人都難逃的劫數。正是這樣，我才覺得好的作品應該緣於“悲”而升華為“美”，就像在苦難的泥淖中開放出的一朵寧靜的花朵，它的根係是苦的，但它的花朵是美而寧靜的。它應該超出道德善惡的判斷，超出激憤與譴責，體現出一種對苦難的領悟與悲憫。偉大的悲劇的意義在哪裏，它不是寫了現實多麼悲苦，而是寫了麵臨這悲苦時人們是如何抗爭掙紮，在這種抗爭中便升華出一種非常美的精神，我覺得這種東西具有支撐人們活下去的力量，這才是藝術家要表現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美”和“悲”是彼此相通互相依存的，我甚至覺得“悲”是美的不可缺的要義和前提。而對於現實中那些雞毛蒜皮家長裏短的醜的東西我覺得應該超越它。我認為那不值得寫。當然，如果我能把它寫得足夠觸目驚心，讓人發現什麼不同的意義，我也許會去寫它。
Δ在偶然中與戰爭題材結下不解之緣
郭：你的作品裏還有很大一部分題材是寫戰爭的，這和你的經曆有關嗎？
鍾：這是比較偶然的。大概是在1995年前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組織一批戰爭題材的小說，我的一個同學參加了這次寫作，他知道我在大學裏就喜歡寫作，就把我拉去了。我是學曆史的，我的第一部長篇就是一部關於古代戰爭題材的曆史小說《昆陽血騎》，寫西漢末年的一場農民戰爭。我當時沒想到我能寫戰爭，後來寫出來了，沒想到還比較好看。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劉靜，她本人就是一名相當有天賦的小說家，後來成了我的朋友，她鼓勵我寫中短篇，寫真正的純文學作品，這當然也是我多年的一個心願。後來她又熱心引薦我去參加了一個筆會，在會上遇到了當時《解放軍文藝》的編輯、詩人劉立雲，他作為筆會的主持人沒有因為我這個生手的想入非非構思怪誕而否定我，相反他支持我發揮想象，而且給了我很多關於寫作的最最切實有用的指點（比如“切忌直奔主題”這個說法我就是第一次聽到），就是在這次筆會上我寫出了《戰爭童謠》，發表時他還配寫了一篇優美而熱情洋溢的評論。不可想象，沒有這些朋友的幫助指點，我能如此順利地走上文學之路。至今我都非常感謝他們。我覺得“解放軍文藝”的編輯們在幫助文學新人方麵有一種真正的古道熱腸，這在當今已經很難得了，而且他們中的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例如編輯部的劉增新主任，從他那裏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他的創作以及對文學創作的見解，都對我很有啟發。我一直覺得，自己能認識他們，是很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