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的雷英夫同誌也是一個善於預見的高級參謀人員。朝鮮戰爭爆發時，他擔任周恩來總理的軍事秘書，戰爭爆發後，他沒有為朝鮮人民軍的一時得勝而迷惑，而是在全麵考察國際形勢、悉心分析作戰態勢、仔細研究雙方指揮員的特點的基礎上，大膽提出了美軍可能在仁川實施登陸作戰的預測，受到了毛澤東同誌的高度讚賞。
三是善權利害，趨利避害。利與害是一對哲學範疇。利指有利，好的方麵；害指有害，壞的方麵。趨利避害是一切生物行為活動的規則，隻不過對於人類來說，這種規則往往體現為有意識的行為，而對於其他生物來說，這種規則體現為自發的，無意識的行為。欲達趨利避害之目的，首先要盡知利害，誠如孫子所言：“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發動入侵科威特戰爭前，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就沒有充分認識到戰爭的有害性，一廂情願，悍然發動戰爭，最後導致巨大災難。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盡知利害指的是通過各種手段，全麵了解和掌握敵我各方麵的情況，分析其利弊，以做到心中有數。毛澤東同誌在抗日戰爭剛開始時，就充分認識到中日雙方的利弊所在，從而正確地指導了戰爭。從戰役戰術的角度來看，盡知利害，指的是作戰前指揮人員充分考慮各方麵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比如天候、地形、士氣、社情、敵我態勢等。總之，盡知利害是趨利避害的前提和基礎。不能盡知利害，就不能做到趨利避害。然後是善權利害。認識和察知了各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指揮人員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正確地權衡利害。權衡利害有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兩利相權從其重，兩害相衡從其輕”。也就是說：利有大有小，害亦有大有小；當大利與小利衝突時，棄小利而就大利；當大害與小害共存時，避大害而就小害。英阿馬島之戰，英軍早就破譯了阿軍的密碼並查知了阿軍指揮所的具體位置，但英軍並未轟炸阿軍的指揮所，而是留著它，讓其與阿國內保持聯絡，從而偵知其重要情報，這就是棄小利而就大利。我們常說的“丟卒保車”，就是就小害而避大害。這種明顯的利害趨避是普通指揮人員都能掌握的。高明的指揮人員往往更進一步，他們能從不利中看出有利，從有利中覺察不利。孫子就說過：“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袁曹官渡之戰，曹操因缺糧少兵，後方不穩，處境困難，打算退保許昌。而謀士苟或則認為：我以劣勢兵力，阻擊袁軍達半年之久，眼下袁軍力量已經衰弱，局麵必將發生變化，正是出奇製勝的絕好時機。曹操乃絕頂聰明之士，立即采納了這一建議，決心堅守危局，伺機而動，不久，奇襲烏巢得手，取得了勝利。
四是明辨虛實，因敵製勝。何謂虛實？孫子曰：“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又說，“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行，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製流，兵因敵而製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與“實”是智謀運用中一對重要的辯證範疇，“虛”與“實”相互對立，相互轉化。一般來說，“虛”與“實”的對立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客觀上的。兵強為實，兵弱為虛；器優為實，器劣為虛；有備為實，無備為虛；氣銳為實，氣惰為虛等。另一種情況是主觀上的。真者為實，假者為虛。認識到客觀上的“虛”與“實”隻是基礎，能掌握和洞悉主觀上的“虛”與“實”，才算真正掌握了虛實的真諦。主觀上的虛實又分為“我之虛實”和“敵之虛實”。“我之虛實”旨在通過虛實互換的詭詐手段，或隱藏實力，能而示之不能；或隱真示假，實而虛之；或假而示真，虛而實之；或真而示真，實而實之；或假而示假，虛而虛之，目的是迷惑或麻痹敵人，讓敵人不明真相。察敵之虛實，是考察指揮人員洞察能力的真功夫。明辨虛實，是為了避實擊虛，因敵製勝。避實擊虛曆來是兵家用兵作戰的法則之一。其重要性誠為管子所雲：“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意思是說，指揮者用兵作戰，攻擊敵人強點就會碰釘子，而攻擊敵弱點則會起神效。硬打敵之強點，則敵之弱點為強點，巧攻敵之弱點，則敵之強點也會變為弱點。管子寥寥數言，切中真味。在這裏，“堅”即為實，“瑕”即為虛。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吳如嵩同誌將避實擊虛分為戰略、戰役法、戰術三個層次，並以楚漢戰爭為例進行分析。他寫道：“公元前206年，田榮起兵反楚，占領三齊（在今山東）之地，自立為王。西楚霸王項羽‘後院起火’，發兵攻齊，無暇西顧。困守巴蜀的劉邦趁機‘決策東向，爭權天下’，大舉進攻項羽。這就是戰略層次上的‘擊虛’。漢軍在戰略進攻階段中，韓信暗渡陳倉，還定三秦可以視為戰役行動上的‘擊虛’。楚漢相持階段，韓信攻魏、破趙、滅齊三次水上作戰都是戰役上避實擊虛的成功運用。對於楚漢戰爭中一些戰術層次上‘擊虛’行動，文學家也有所記述。例如，韓信破趙之戰中，漢軍背水列陣屬於戰役範圍，而隱伏在趙軍大營附近山中的漢軍，趁趙軍空壁出擊之機，乘虛奪占趙營，就是一次典型的戰術範圍內的擊虛行動。”其實，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智謀素養高超的指揮人員，總能避開敵人的強點或“實處”，抓住敵人的弱點或“虛處”，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