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主體，這是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之後便存在的曆史性事實。然後人的主體性的發展和實現不僅是一個永恒的曆史課題，而且它的發展軌跡還往往呈現出曆史的曲折性。妨礙人的主體性成長和實現的限製既來自於每一個個體自身的自由自覺的程度，亦來自外部社會關係所產生的社會空間和社會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約束。如果說前一個限製更多地源於自然的曆史的不可抗拒性（如社會的文化知識和科技發展水平等曆史性因素），那麼，後一個限製更多地源於人的主觀偏見和人為的社會強製。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思想意識形態束縛；如源自戶籍製度的對遷徙自由的剝奪；等等。每一曆史時期都有其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社會關係和思想意識形態的束縛，從這些特定的社會束縛中擺脫出來，是處於這些特定時期的人們所麵臨的具體的曆史性任務。改革開放伊始，擺在浙江地方黨麵前最大的課題便是，一方麵民生凋敝，廣大農民、工人喝著清澈見底的“大鍋粥”，作者胡承槐依據個人經驗認為，吃“大鍋飯”是很誇張的講法，比較中肯的比喻應該是“大鍋湯”、“大鍋粥”。因為改革開放前，日子過得一年比一年差，吃飯的日子遠沒有喝粥、吃地瓜雜糧的日子多。這種境況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得到改變。另一方麵，源於意識形態偏見和空想社會主義原則的限製，人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獨立存在，更不用說發揮自己生產勞動的主觀能動性。嚴峻的現實逼迫和要求著浙江地方黨帶領浙江人民從意識形態的美麗詞句與嚴酷的現實生活之間的邏輯悖論中走出來。
一、承認“家庭”的主體地位，初步解放農村生產力
（一）破除怕“包”的思想顧慮，推進聯產承包責任製
改革開放的實質在於“改”和“放”。所謂“改”就是改變和消除加諸於主體身上的種種意識形態和社會關係的束縛；所謂“放”則是打開經濟和社會的各種“欄柵”，讓“欄柵”內的主體有更大的社會活動空間，讓“欄柵”外的各種資源要素和社會主體流進來。這一改一放，其結果就是激活了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豐富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改革開放前的狀況是一幅今天的人們所不堪回首的景象，盡管社會主義已經搞了20多年，電台、報刊天天講鶯歌燕舞、形勢大好，但人們的經驗直覺卻完全相反，從政治、經濟直到日常生活，實在存在太多的問題和為什麼？比如：
為什麼在這些年月裏，我國政治上老是不安定，直至發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國性的長時間的政治動亂？
為什麼在20世紀60年代、70年年代，各發達國家經濟技術突飛猛進，而我們國家的經濟技術卻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使我國經濟技術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了？
為什麼在我們這樣一個80%人口都在搞飯吃的大國裏，主要農副產品——糧、棉、油、糖等，都不能滿足社會需要？
為什麼我們的商品長期匱乏，盡管由於工資長期凍結，人們的購買力並不高，但商品供應還是遠遠不能與人們十分有限的需求相平衡，商品供應還要另外憑票證購買，甚至有票證也買不著？
為什麼我們的基本建設戰線老是失控，總是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承受能力，形成了失控——調整——再失控——再調整的不正常狀態；基本建設項目浪費嚴重，投入多，產出少，甚至有投入無產出？
為什麼我們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老是缺乏活力，效益不高，不能走上自我積累、自我改造、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的道路？
為什麼我們的商業和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不好，成為老大難問題，盡管全社會反映強烈，黨和政府也一再要求改善服務態度，但仍然好不起來？
為什麼我們一方麵人才奇缺，另一方麵又有大量的人才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新人才的成長緩慢？
為什麼我們的事業單位，如科研、醫療等部門大多數不能養活自己，要依靠國家的大量財政補貼，它們自己也發展不起來？
為什麼我們的住房問題長期解決不了；在國外成為巨大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在我國卻成為國家財政的大包袱？
為什麼我國人民勤勞勇敢的美德在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人好逸惡勞，拈輕怕重，鄙視勞動？
為什麼我們這樣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在意識形態引領、政策和製度供給上與人民群眾的實際要求南轅北轍？
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機關以及企業事業單位，機構林立、領導成群、互相扯皮、辦事效率很低，官僚主義嚴重？
……
這些為什麼，在今天看來，其原因非常簡單，症結在於人民主體地位的缺乏，但在當時卻是霧裏看花，相互糾纏，有如一團亂麻。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撥開了籠罩在人們眼前的迷霧，是安徽鳳陽小崗農民“包幹到戶”有正式文字記載並得到黨中央肯定的為全國首倡“包產到戶”的人當推李雲河同誌。1956年，他任中共浙江省永嘉縣委副書記，主管農業。在高級社蹲點工作實踐中，他認為個人“專管製”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和好辦法，並向中央和省委呈送了專題報告。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報》刊登了李雲河的論文，這是全國公開見諸報紙論述包產到戶的第一篇文章。為此，他被錯劃為“右派”。“文革”中又被誣為“包迷心竅，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橫遭迫害。從這一曆史事實來看，浙江省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實有著政治、文化和社會曆史的深厚土壤，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民營經濟蓬勃發展亦絕非偶然。的拚命精神為改革開放的大潮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改革開放前20多年裏，“包”是一大禁區，“包到戶”更是禁區中的禁區。1956年批“包產到戶”，1961年批“三自一包”，批了這些年，批得人們談“包”色變。“包產到組”怕，“包產到戶”更怕，“包幹到戶”尤其怕。那個時候，誰搞“包產到戶”，就說他是“分田單幹”、“砍合作化”、“提倡小農經濟”；“戶營”（家庭經營）與資本主義畫了等號，與小生產畫了等號。在“左”的錯誤影響下，“戶”裏不準包工，“戶”裏不準包產，“戶”裏不準有自留地，“戶”裏不準自由參加集市貿易，“戶”裏不準無限額參加“按勞分配”（怕變暴發戶），“戶”裏不準經營家庭副業，“戶”裏不準經營商業，“戶”裏更不準辦工廠，等等。這些“左”的框框，嚴重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把符合廣大農民要求的“雙包”責任製作為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突破口，盡管阻力很大，幹擾很多，但用五年時間，就衝破了原來的所有框框。不管是山區還是平原，不管是貧困地區還是富裕地區，東西南北中，農林牧副漁，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製。由於在千家萬戶這樣一個基礎性層次落實了“包”字，農業生產獲得巨大發展，群眾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聯產承包製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家庭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農民成為主體，農民與自己的勞動、勞動成果直接地融合在一起，進而調動起生產積極性。眾所周知，合作化以來組織生產采用“準軍事化”辦法——上工吹哨子，收工聽打鍾，出工排長隊，幹活一窩蜂，陣勢很好看，兩工頂一工。“雙包”到戶以後，“軍事化”變成了“自動化”——老子下命令，全家齊出動，老婆催老公，一工頂兩工。因此，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效率。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間隻提高2.7%，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後的1979年到1981年平均每年提高2.7%，“一年等於二十六年”。普通農民在短期內成為萬元戶、萬斤糧戶，這種事過去從來沒有聽說過。農村廣大群眾普遍反映：三中全會以後政治上從亂到治，政策上從“左”到正，經濟上從死到活，思想上從愁到喜，生活上從窮到富。誠如胡耀邦同誌在《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一文中所說：“農業上的大膽改革，打開了一條使八億農民放開手腳，充分發揮巨大勞動潛力，發展多種經營，向生產深度和廣度進軍，不斷提高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購買力，開拓廣闊的社會主義市場的正確道路。這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已經並將繼續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承認“家庭”的主體地位，默認和鼓勵個私經濟
如果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對農業生產來說，浙江和其他地區的意義是同等的，那麼這一政策對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意義則在於催生了農村家庭工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使得國家行政權力、農村生產關係以及官方的意識形態對農民的束縛大為減輕，農民開始能夠有限地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資源、自己的活動。其中，在這些剛剛從舊的生產關係中掙脫出來獲得稍許自主性的部分敢闖敢幹的農民，將目光投向了工業和商業領域。“家庭工業”、“手工業專業戶”應運而生。“家庭工業”是浙江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入口處和最為堅實的基礎，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創造了當時驚人的社會財富和經濟效益。以蒼南縣宜山區為例，1983年25000戶“家庭工廠”生產腈綸製品15000萬件、再生布300萬匹、塑料編織袋7400萬隻，全年產值14000萬元，上交稅金320萬元，集體積累70萬元，全區人均收入439元，其中家庭工業收入占320元。它們那裏沒有工廠，可家家都是工廠；沒有門市部，可戶戶都是門市部。參見李雲河：《農村戶學初探》，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1期。在當時，我國輕紡工業形成1億元產值的生產能力，要投資5000萬元。而宜山區的家庭工廠形成1億元產值的生產能力隻需花投資1000萬元。宜山區和浙江其他一些地區的家庭工廠表明，潛藏在底層農民身上的創造力是無窮的。他們不要複雜的管理技術，不要大批管理人員，不要建廠房，不要建宿舍，不要建倉庫，農閑多幹，農忙少幹，銷路好多幹，銷路不好少幹，“船小好掉頭”，隨機應變，多種選擇。這硬是闖出了一片農村工業發展的藍天，體現出傳統工業生產組織形式（國營和“大”“小”集體企業）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浙江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和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首先應歸功於農民的首創精神和獨立自主精神，同時也要歸功於浙江地方黨的兩大作為：其一是“放”。收縮和終止原有的農村生產關係的適用範圍，放手讓農民成為獨立的創業者，表現出浙江地方黨對浙江農民極大的信任和尊重。其二是“擔當”。亦即支持和保護農民的首創精神和創業行為。浙江地方黨所付出的這種“擔當”，隻有親身親曆的人們才會體驗到在當時所具有的責任和壓力。
比如，1981年省委在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對推行“包產到戶”不力而作的自我批評，這是一個擔當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一部分。；又比如，地方基層黨組織支持發展家庭工業，並設計出“掛戶”經營方式（即將個體企業掛在鄉鎮集體企業或鄉鎮政府或人民公社名下）的製度安排，這也是一個擔當；再比如，浙江各級黨的組織、黨的宣傳部門、媒體、理論及宣傳工作者為浙江農村家庭農業、家庭工業的生成、發展作出極大的理論辯護和思想抗爭，如關於農村家庭農業、家庭工業並不背離社會主義公有製性質的辯護，關於家庭農業、家庭工業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增加了國家稅收等等的讚賞，這是更為重要的擔當。盡管當時的這些擔當常有防禦的性質，但卻有效地抗擊了有關家庭工業是走“單幹”、走資本主義老路等等意識形態攻擊，保護了浙江特別是溫（州）台（州）地區農民發展社會生產的自主性。
“放手”農民群眾發展農村家庭和各種形式的鄉鎮企業，看似簡單，實則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需要有對社會曆史發展大勢有深刻的理解和思想解放的前瞻性，更需要有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和深厚的感情，需要有對農民自發的經濟活動及其創造性的尊重和信心。因為隻有充分意識到八億農民都搞農業，農民將永無出頭之日；隻有充分意識到大批農村勞動力從耕地中轉移出來，轉移到其他產業中去，農民才可能擺脫貧困狀態；隻有充分意識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工業化不能重走資本主義在農民破產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化的老路，而必須讓農民自己行動起來搞農村和小城鎮工業化才有可能真正發展農村經濟，並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打下堅實的基礎；隻有在理論上充分認識到聯戶企業具有合作經濟的屬性，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種具體形式；充分認識到家庭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才有可能大膽放任家庭工業、聯戶企業的發展。
浙江地方黨的領導給予農民兄弟以充分的信任，把“寶”押在發展鄉鎮企業尤其是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身上。②摘引於內部資料，1985年1月15日沈祖倫《在全省家庭工業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一步險棋，也是一著高招。說它是險棋，這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發展鄉鎮企業、發展農村家庭工業認識很不一致，每年都要“刮風”，一年至少有一次風波，甚至幾次風波。②如果沒有浙江地方黨和黨的領導的政治膽略及思想意識上的主體向度，堅持政治上的保護，浙江的鄉鎮企業特別是家庭工業、聯戶企業怎麼能經受得住這些風波。說它是一著高招，這是因為通過發展家庭工業、聯戶企業及其他形式的鄉鎮企業，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到1984年，全省鄉鎮工業產值已相當於全省工業產值的1/3。問題的關鍵還在於發展農村經濟、農村工商業唯有讓農民成為獨立的主體才是可能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商品經濟的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重複性。正是因為浙江地方黨及領導幹部對這一客觀規律有著清醒的認識，才敢放手廣大農民獨立自主地發展農村工業和各類商品市場。這一點，溫州永嘉橋頭紐扣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後來鄰縣青田縣希圖亦建一個相同的市場而不可得已經給予了充分的證明。關於這一事例，王維澄的《橋頭紐扣市場》有著粗略的記載（見王維澄：《歲月留下的故事》一書，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為方便讀者，錄稿於下：橋頭原來是一個很窮、很偏僻的山村。許多農民帶著很簡單的工具出外彈棉花謀生。中國大部分家庭睡覺蓋棉被。彈棉花這種很古老的行當有兩項功能：一是做新棉絮。即把棉花彈鬆了，按一定麵積稍稍壓緊，再蒙上線，使之成為一條新的棉絮，外麵套上布，就是一條棉被了。二是改造舊棉絮。棉被中的棉絮睡久了就會被壓實而變硬，不保暖。需要重新把棉絮彈一次，使它膨鬆起來再用。社會上彈棉花的行當就是做這種工作。橋頭農民外出到各地彈棉花，工作很辛苦，收費卻很低。有一個彈棉花的農民，在江蘇某市一家紐扣工廠附近給居民彈棉花，發現該廠後門外牆邊堆了一大堆廠裏丟棄的廢品紐扣，就從中把一些病疵不大的廢品紐扣撿起來帶在身邊，到經濟落後地區去彈棉花時，附帶銷售這些紐扣，生意很不錯，比彈棉花還來錢。後來可以出售的廢品紐扣撿不到了，他就去販賣正品紐扣。過去，橋頭人外出彈棉花，附帶銷售過塑料絹花，這種絹花乘車時擁擠容易被壓扁，賺不了多少錢，有時還賠本。他們也附帶銷售過婦女用的頭發夾子，這種商品價格不高也不容易賺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穿新衣服的多了，用紐扣也多了，紐扣需要量大增。紐扣花色品種很多，容易銷出去，也好帶，一個小布袋就可以裝下許多。彈棉花附帶銷售紐扣，賺錢多。慢慢地，橋頭發展到有幾千人從事經銷紐扣的工作，形成一個巨大的紐扣市場，主要是搞批發，基本上不搞零售。他們同國內許多紐扣工廠、紐扣商店和服裝工廠建立起聯係，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經銷網。有些生產紐扣的工廠和商店還得聽他們的。
那年（1984年）我從溫州回杭州，經過青田縣。青田縣委書記對我說，青田縣的交通比永嘉縣發達，這個紐扣市場本來應該在青田發展起來的。但那時青田比較“左”，認為農民販賣紐扣是搞資本主義，經常打擊販賣紐扣的活動。永嘉縣思想開放，不但沒有打擊，反而支持，於是就在橋頭逐步發展起來一個紐扣市場。他問我：我們在青田也搞一個紐扣市場同橋頭競爭可不可以？我說，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規則，競爭是允許的。問題是你們是否有力量搞得起來，橋頭雖然交通不便，但他們主要是搞批發，現在橋頭有幾千人在收購推銷紐扣，資金也很雄厚。有些紐扣工廠資金周轉不過來，還向橋頭人借錢呢!後來聽說，青田縣盡管作了努力，也沒有能把紐扣市場搞起來。橋頭，則已經不僅是紐扣市場，而且還搞起了紐扣生產。
概而言之，不論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還是繼之而起的家庭工廠、聯產企業的發展，是自社會主義改造以來對“戶”或家庭這一最小經濟單位其主體地位的重新確認，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活動主體的新發現，是對將社會主義經濟活動主體限定於國營、集體主體的陳舊教條的首次突破，表現出浙江地方黨勇於思想解放的創新精神政策、製度供給的主體性向度。或許有人對作者的這一評述不以為然，以為發展農村家庭農業、家庭工業，現在全國都在這麼做，中央也有精神支持和鼓勵，浙江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們想特別提醒抱有這一想法的人們，浙江的地方黨、浙江的幹部和理論工作者、浙江的農民之所以了不起，首先是因為浙江的實踐是一種正確的選擇，結出了豐實的成果；其次是因為，浙江的探索和實踐具有首創性，這些首創活動，這些理論辯護，在中央作出肯定、形成文件統一全黨的思想和工作部署之前就已進行，這與在中央作出肯定、下發文件之後的行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雖然後者（包括學習文件，轉變思想）亦是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前者更為艱難，更為珍貴。誠如後來沈祖倫所總結的那樣：多年的實踐證明，農民要富起來，隻有依靠千家萬戶，依靠廣大群眾，把個體、私營經濟的積極性發揮出來。這不排除努力爭取國家投資辦某些項目和發展集體經濟。但是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隻能是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我覺得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使各級領導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這是我們大部分農村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問題，也是廣大農村如何實現小康和農業現代化的大問題。誰不認識這一點，誰就不能迅速改變當地的經濟麵貌；誰早認識這一點，誰就能較快地使那裏擺脫貧困，走向富裕。1993年10月28日沈祖倫在全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研討會上的講話：《浙江應更放手地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而浙江地方黨、浙江的幹部、浙江的理論工作者、浙江的農民就是較早地認識到這一點的人群，是他們的思想先導性、主體意識、主體維度促成了浙江個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