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8），原名櫆壽，在南京求學時改名周作人。他比長兄魯迅小4歲，祖父案發後，跟隨在杭州保外就醫的祖父生活，對社會的感悟沒有魯迅那麼深切。在南京求學時也受到西方科學與民主思想的影響，開始翻譯並創作文言小說。1906年留學日本，與魯迅一起翻譯和籌辦雜誌，對西方文化中的個性自由和生活藝術化特別推崇。同時，娶日本女子為妻，獲得了和平的家庭生活。辛亥革命前回國，先在浙江教育界任職，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學者型作家。
周作人具有“叛徒”與“隱士”的雙重性格。在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一邊積極參與建立新文學的思想體係，寫作了《人的文學》等論文；一邊為剛剛誕生的白話新詩探雷鋪路，創作了《小河》等詩歌；還一邊指導新潮社的文學活動，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起草了《文學研究會宣言》，在文壇上樹起了“為人生”的大旗。他的這些活動，表現出既關注現實、反叛傳統、又注重藝術、講究生活的特點。“五四”低潮之後，一向反對群眾運動的周作人，比其他新文學先驅更早進入了“彷徨期”。1922年是周作人思想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月22日，他在《晨報》上開辟專欄“自己的園地”，認為“尊重個性的方法”，就是“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耕種自己的園地，努力保持平和的心態，把小品文視做“言誌”的最佳形式，早早地流露出“中年心態”。1923年，與魯迅的失和，預示著他未來的方向。1924年5月，他在《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中公開了他與時代主流的分歧。從此，他離“叛徒”越來越遠，離“隱士”越來越近。但在《語絲》時期，他心中的“叛徒”還活著，對女師大事件、“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重大社會事件，都作出了迅速而淩厲的反應。
周作人的散文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砭時弊、諷喻現實的雜文，風格“浮躁淩厲”，如為鬱達夫和汪靜之辯護的《沉淪》、《情詩》和《什麼是不道德的文學》，“三·一八”慘案中為紀念劉和珍、楊德群而寫的《新中國的女子》等；一類是通過日常生活瑣事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小品文，風格“衝淡和平”，如《烏篷船》、《蒼蠅》以及《喝茶》、《苦雨》、《故鄉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
周作人對現代散文的貢獻，並不在雜文，而是閑適小品的文體創造。他的小品雖然隻專注於自己身邊的小題材，但無論是寫花草蟲魚，還是寫故鄉往事，都善於旁征博引，隨意而談，語言樸實無華，不重藻飾，卻寫得情趣盎然，幽雋淡遠。在語言上，將白話口語、文言古語和外來歐化語雜糅調和，既有明人小品的風格，又具西方隨筆的筆調和日本俳句的風韻，追求一種簡單味，看似平常，而這簡單味中又隱含著苦苦的澀味。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1）中曾給予高度評價：“這幾年來，散文方麵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作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