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詩壇出現了現代主義與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同時繁榮的局麵。但隨著徐誌摩、朱湘的先後辭世和聞一多的創作轉向，新月派大傷元氣，現代派逐漸取而代之。現代派詩人大多受象征派的影響，但比象征派有更多的現實意識。而蔣光慈、殷夫、蒲風等“革命詩人”以及臧克家等“鄉土詩人”，則堅持現實主義的傳統，表現出鮮明的革命化、大眾化和民族化的傾向。
蔣光慈（1901～1931），安徽六安人，原名蔣光赤。他是革命文學的先驅。1921年在蘇聯期間開始寫作新詩，主要表現自己的心路曆程和歌頌蘇聯的十月革命，後結集為《新夢》（1925）。1924年回國後鼓吹革命和鬥爭。後結集為《哀中國》（1927）。蔣光慈也是中國現代政治抒情詩的最早代表，對殷夫詩歌有直接影響。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祖華，筆名有白莽等。他曾是太陽社成員，詩歌數量最多的是早年的愛情詩，但最有影響的卻是1929年前後在革命鬥爭中創作的“紅色鼓動詩”。《血字》是“五卅慘案”的記錄，《1929年的5月1日》是當年“五一”罷工遊行的真實寫照，而《別了，哥哥》則是詩人決心與自己出身的階級決裂的真情表白。殷夫的詩既有現實主義的內容，真實地描繪了革命的鬥爭場麵和革命者的內心思想，也具浪漫主義的風格，熱情飽滿且富有鼓動性，高亢而不空泛，是一位知識分子職業革命家心路曆程的珍貴檔案。生前編有詩集《孩兒塔》，但未能出版。魯迅在《白莽作〈孩兒塔〉序》中說：“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另一個世界。”
中國詩歌會1932年9月成立於上海，是左聯領導下的一個分布全國的左翼詩歌團體，由穆木天、楊騷、任鈞、蒲風等共同發起，出版有《新詩歌》（1933）等刊物。中國詩歌會主張作品麵向現實，描寫下層勞動人們的生活，歌唱正在興起的抗日救亡運動，堅持詩歌大眾化。其代表詩人蒲風（1911～1942，廣東梅縣人，原名黃日華，筆名黃風）主要受《女神》影響，在《鴉聲》和《火、風、雨》等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明顯的模仿痕跡。詩集《茫茫夜》則以農村生活為題材，努力實踐詩歌的大眾化主張，熱情而樸素。1934年後轉向抗日救亡運動，詩集《鋼鐵的歌唱》是其主要收獲。中國詩歌會的成員後來大多成為了“國防詩歌運動”的主力。
臧克家（1905～2004），山東諸城人。他的詩歌主要表現對生活的見解和態度，特別善於描寫農村的破敗和農民生活的艱難，表現出“個人的堅忍主義”的思想特點，以客觀的態度呈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雖不如左翼的革命詩歌高亢，但並不回避苦難。在藝術上繼承了古典詩詞的結構方法，受聞一多影響，追求凝練、新穎和獨特，講究遣詞造句。《烙印》（1933）是他的第一部詩集，也是他最有影響的詩集。代表作《老馬》是一首隻有八行的短詩，卻濃縮了豐富的生活內容與時代的令人窒息的氣息，表現出作者在字句錘煉上的功夫，寫出了老馬命運的不可預測性和長期受壓抑造成的精神幻覺，反映了當時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知識分子共同的悲憤與困惑，是一首具有現代意識的鄉土詩。
在現代新詩發展過程中有兩個傾向最為突出，一是詩歌的藝術化探索。格律詩派主要表現為對中國詩歌傳統的繼承；象征詩派和現代詩派主要表現為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表現手法的借鑒。二是詩歌的革命化追求。革命詩歌主要表現為對現實鬥爭的直接描寫；中國詩歌會主要表現為詩歌大眾化的提倡和普及；而鄉土詩歌則表現出藝術化探索與革命化追求相統一的特點。現代新詩以自己簡潔明快的線索，比散文、小說和戲劇更清晰地標示出了新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