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小說是在革命文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左翼文藝運動的主要收獲。左翼小說的發展大致以1933年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初期以蔣光慈、柔石和丁玲為代表，後期以茅盾和張天翼、沙汀、艾蕪為代表。
蔣光慈的小說帶有很強的紀實性，常常與其生活經曆和革命進程同步。第一篇小說《少年漂泊者》以書信體形式，記錄了少年汪中流浪和革命的經曆，反映了“五四”到“五卅”的社會動蕩。後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鴨綠江上》。1927年4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後不到半個月完成的《短褲黨》，表現了從總罷工到起義的全過程，與同期的《野祭》、《菊芬》和《最後的微笑》等都表現出強烈的個人複仇主義傾向。《麗莎的哀怨》企圖糾正過於簡單化的描寫，以一個白俄貴婦的自述的方式，表現人物內心的複雜性，受到左翼批評家的嚴厲批評。而《衝出雲圍的月亮》塑造了時代新女性曼英的形象，是“革命的羅曼蒂克”的典型。1929年從日本回國後，在貧病交加的環境中完成了《一個女性的自殺》、《勝利的微笑》。
蔣光慈的最後一部小說《田野的風》（原名《咆哮了的土地》）反映了湖南某地的農民武裝運動，與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相互印證，克服了概念化的弊病，是其代表作。蔣光慈是最早提倡並創作革命文學的作家之一，作品最多，受到的批評最多，對當時青年讀者的影響也最大，是初期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家。與蔣光慈風格相近，洪靈菲的《流亡三部曲》（《流亡》、《前線》、《轉變》）、華漢（楊翰笙）的《地泉》三部曲（《深入》、《轉換》、《複興》），以及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們前麵》等，普遍存在著“革命的羅曼蒂克”傾向和革命加戀愛的寫作模式。
柔石（1902～1931），浙江海寧人，原名趙平複。他曾參加過《語絲》和《萌芽》的編輯工作，是與魯迅接觸最早也最多的左翼作家之一。他早期的《舊時代之死》和《三姊妹》等可以看到鬱達夫小說的影響。《二月》通過蕭澗秋、陶嵐等個性鮮明的人物，客觀地反映了大革命時期人們思想的混亂和迷茫，風格優美，筆觸細膩，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為奴隸的母親》文字簡練，風格樸素，人物生動，內容深刻，是作者最為優秀的小說。它繼承和發揚了鄉土文學的傳統，將典妻與封建宗嗣文化和倫理道德觀結合起來，再現了典妻的全過程，揭示了典妻的社會根源。在同類題材中，比以前的《賭徒吉順》（許傑）和以後的《生人妻》（羅淑）都更深刻，也更具影響。
丁玲（1904～1986）湖南臨澧人，原名蔣冰之。1921年到上海，進入陳獨秀創辦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1923年到北京，開始小說創作。1927年發表處女作《夢珂》，寫一個單純熱情的女性在衝出沒落的封建家庭進入社會後的幻滅感。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以“鬱達夫式”的大膽和坦率，表現了一個時代新女性對理想愛情的追求，但又比鬱達夫更深入細膩地描寫了一個女性在追求靈與肉相統一的愛情過程中的複雜心理，轟動一時。《小火輪上》、《自殺日記》、《阿毛姑娘》、《慶雲裏的一間小房裏》等多以大革命失敗後女性的精神苦悶為題材，表現出虛無主義的感傷色彩。1930年，以革命知識分子為題材的《韋護》和《193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標誌著丁玲小說的一次重要轉變，但仍有“革命加戀愛”的特點。1931年的《水》以當年發生在全國16省的大水災為背景，表現了農民的覺醒和反抗，再次震動文壇，也標誌著丁玲小說向工農題材的轉變。此後，她又以上海工人生活為題材創作了《某夜》、《消息》、《夜會》等小說。在1933年被捕前，她還以母親為原型，創作了自傳體長篇小說《母親》，塑造了辛亥革命時期第一代放開小腳的新型女性形象，是丁玲思考和研究中國婦女命運中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