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年代，散文創作也存在著“潛在形態”的寫作，如沈從文的《從文家書》、傅雷的《傅雷家書》、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等，在當時就沒有想到要發表。
《從文家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三四十年代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日記和書信，分為《劫餘情書·日記》、《湘行書簡》、《飄零書簡》、《霽清軒書簡》四輯；二是建國後沈從文給張兆和的信，分為《囈語狂言》、《川行書簡》、《南行通信》和《跛者通信》四輯。《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寫於1949年5月，當時北平已雲集來自全國各地的第一次文化會代表，而他已經被人們所遺忘。沈從文與左翼作家的關係從抗戰開始就不斷惡化。在與左翼作家的“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等一係列論爭中，他幾乎每次都被列為論爭對象。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斷言，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的。政治的重壓摧殘了他敏感的神經，短小的篇幅中插入了三段不同的時空：曆史的回憶、現實的抒情和對未來的幻想。其中，蘊涵了女性：曆史上的朋友丁玲、現實中的妻子張兆和、幻想中的小說人物翠翠。這篇日記式的隨筆，富有象征意味地記錄了當時一部分失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成為當代文學中潛在寫作的發端。
傅雷（1908～1966），上海人，字怒安，號怒庵，筆名迅雨，著名的翻譯家。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次年參加“五卅”運動，1927年冬赴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回國後曾從事美術考古和美術教育的工作，有誌於美學及藝術史論的著述。由於與流俗格格不入，無法與人共事，最後選擇了閉門譯述。從30年代起，一直致力於法國文學名著的翻譯，雖然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但是，在“反右”運動中卻沒能幸免。後又發生了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擅自“出走”英國的事件。“文革”開始後，因不堪淩辱，1966年9月3日，他與夫人朱梅馥一起自殺身亡。《傅雷家書》主要是1954年至1966年間給傅聰的125封家信，包含兩個內容：一是對兒子學習和生活的指導。傅雷對兒子的近乎殘酷的要求，是中國傳統的“望子成龍”思想的表現，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傅雷自己內心的苦悶。二是對文藝和時局的看法。傅雷始終把自己看做是“舊知識分子”，是新社會的改造對象。在努力追求進步，小心謹慎做人的同時，也“常常緬懷兩晉六朝的文采風流”。隻有在他給兒子的信中，才能真正看到了一個有著嵇康、劉伶式的精神風貌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傅雷家書》不僅記錄著一顆可憐的“天下父母心”，而且，也披露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和文藝的真實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