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寫實小說產生於文化尋根思潮以後的80年代中期，在舍棄了“尋根文學”所追求的過於狹隘與虛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對生活背後是否隱藏著“意義”的探詢之後，又延續著“尋根文學”對生活本質的探求精神，可以看做是“後尋根”現象。新寫實小說的“新”，在於改變了傳統的寫實觀念，有意瓦解了文學的典型性，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近似冷漠的“零度情感”來反映現實，掩藏作家的主觀傾向性。
這種回歸到人本身的生存意識，最早體現在王安憶、劉恒80年代中期的小說創作中。王安憶的《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強調了人性中遺傳因素的影響，暗示主人公妮妮的性格並非由後天社會環境造就而成，而是受製於血緣上的承傳，由此寫出了人的某種很難為外力所改變的根性。在著名的“三戀”（《黃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穀之戀》）及承續其後的《崗上的世紀》等小說中，王安憶則有意突現了性愛本身的美感，舍棄了一切外加的社會文化方麵的意義，還原出生命存在形態中的本能欲望，深刻地探討了人性的根源。
劉恒（1954～），北京人，原名劉冠軍。曾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附小和附中，1969年入伍，在海軍部隊服役6年，退伍後在北京汽車製造廠當裝配鉗工4年。1977年始創作小說，1979年調北京文聯，任《北京文學》編輯。1986年發表成名作《狗日的糧食》，後又發表《伏羲伏羲》、《白渦》、《教育詩》等中短篇和《黑的雪》、《逍遙頌》、《蒼河白日夢》等長篇。
《狗日的糧食》寫一個癭袋女人的生活內容就在於“生孩子”和“掙糧食”。《伏羲伏羲》寫一個通奸故事，主人公楊天青的生存價值也隻是通過生殖來傳宗接代。劉恒小說進一步消除了人性中的精神性因素，把全部筆墨都集中於對“食”、“色”的描寫，直接表現生命的繁殖與維持，不存在任何超出生存本身的意義，描繪出了一個原始純粹的本能世界；這在新寫實小說中並不多見。
80年代中期以後，在方方、池莉、劉震雲的創作中，則體現出一種對人間凡俗性的展示。
方方（1955～），原籍江西彭澤，南京人，原名汪芳。1957年隨父母遷至武漢，1974年高中畢業後，做裝卸工4年。1975年開始詩歌創作，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後到湖北電視台任編輯，同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大篷車上》。1989年調湖北作協從事專業創作。主要作品有《祖父在父親心中》、《行雲流水》、《桃花燦爛》等。方方的《風景》和池莉的《煩惱人生》被看做是新寫實小說的兩部開山之作。
《風景》（《當代作家》1987年第3期）寫武漢底層社會一個貧民家庭的生活狀態：父親是個碼頭工人，性情粗暴而且為人凶悍，母親十分風騷粗俗，一生所得隻有十個兒女，除最小一個夭折之外，其餘九個都像野生植物般長大成人。小說由死者（即那個夭折的小兒子）的視角來講述生存的故事，以一種極端強化的方式還原出赤裸裸的生存本相，使作品中的生存景觀異常地冷漠和殘酷。《風景》是新寫實小說中最貼近左拉式自然主義描寫凡俗人生、刻畫粗鄙醜陋、野蠻冷酷的生存景象的作品，在對生存狀態的還原上具有一種令人震撼的探索精神。
劉震雲（1958～），河南延津人。1973年入伍，1978年複員，在家鄉當中學教師，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後分配到《農民日報》工作，同年開始小說創作，1987年後陸續發表《塔鋪》、《新兵連》、《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在文壇上引起強烈反響。
《一地雞毛》（《小說家》1991年第1期）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帶微諷的筆觸，敘寫出了極其平庸瑣碎的當代日常生活景況。作品基本承續了《單位》的思路，繼續寫小林在家庭生活中所經曆的精神磨礪與變化：老婆調動工作、孩子入托、和老婆吵架、排隊搶購大白菜、拉蜂窩煤以及每天的上班下班、吃飯睡覺，這些瑣事構成了小說的全部內容。標題“一地雞毛”的意義也不具深刻的象征，隻是十分淺表地揭示出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種種無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正銷蝕著每個人的棱角，使他們在昏昏入睡的狀態中喪失了精神上的自覺。
1988年秋，在《文學評論》和《鍾山》雜誌在無錫舉行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派”研討會上，人們對這種“新現實主義”或“後現實主義”現象展開了討論。《鍾山》從1989年第3期開始設立“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欄目，“新寫實小說”由此得名。其主要作家還有範小青、蘇童、葉兆言、李曉、楊爭光、趙本夫、周梅森、朱蘇進等，幾乎包括了“尋根文學”以後文壇上最活躍的一批作家。